1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关东军安排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是为“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快速侵占沈阳，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1932年，日本关东军为了南下进军华北，向北直指苏联，快速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把孙吴确定为北部军事重镇。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在逊别拉河畔的弹丸之地屯兵近10万，占东北屯兵的七分之一。为了构筑北部正面军事要塞，从关内外以骗招等手段抓劳工达10万。他们在日军狼狗和刺刀下超负荷劳动，被饿死、冻死、病死和枪杀的数以万计。日军把中国战俘和劳工当成“马路大”(试验品)，惨无人道地进行鼠疫、伤寒、霍乱等数十种传染病菌的实验，并且在孙吴毗邻一带传播造成大量人员、牲畜死亡。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有多少少女被迫做“慰安妇”而失去了一生的尊严甚至生命。

孙吴抗战纪念馆一角

　　有压迫，就有反抗。就在修建胜山要塞的3000多名劳工即将遭到荷枪实弹的关东军集体屠杀时，他们拿起棍棒愤怒地冲向日军，最终无一幸免倒在了关东军的枪炮之下。其实在劳工群里，面对关东军的残酷迫害，劳工们不但有反抗的情绪，而且有反抗的行动。但主要的斗争形式只能是设法逃脱，虽然逃脱的概率很低。

　　东北沦陷后，面对日本关东军，3000多万英雄儿女没有沉默。抗日的烽火很快燃遍了黑龙江畔、逊别拉河两岸。1933年9月到1936年2月，我军先后建立了东北抗联第一军到第六军。王明贵、王钧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第三支队一直坚持在孙吴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数次重创不可一世的日本关东军。他们在“口渴化冰雪，胃饿野菜饥，苍天当被盖，大地似床椅”的极端困苦的条件下顽强奋战。支队长王明贵立下了“不赶走日本鬼子，誓不罢休”的雄心壮志。他们截粮夺马，夜袭铁路，极大地鼓舞了孙吴人民反满抗日的斗志。在战斗中白福厚、吴法川、姚世同等抗联将士先后牺牲在孙吴这块黑土地上。

　　1940年1月，抗日联军陷入极端困难境地，部队大量减员，而新的兵员又一时难以补充，为保存革命抗日力量，在北满党代会上，传达了满洲省委会议精神，决定靠近苏联边境的抗联部队到苏联参加整训和整编。在东北抗联处于最艰难的时期，苏联共产党和红军在对德战争极其困难的形势下，想方设法帮助抗联部队，组织了系统的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这对在战争期间由民众组织起来的三支队官兵来说，有效地提高了抗联部队的素质和军事指挥能力。1941年3月初的一个寒冷的夜晚，正当胜山要塞和胜武屯岗楼里的日本兵酣睡的时候，100多名抗联三支队的战士在王明贵、王钧的带领下，从苏联康斯坦丁·诺夫卡区，悄悄经过黑龙江边的东屯村(东霍尔莫津)和哈达彦村之间的国际通道秘密回国。这支实力较强的抗联部队后来多次粉碎了日伪军的重兵讨伐，和其他抗联部队共同歼灭了大量日伪军，牵制了大量侵华兵力，推迟了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进程，点燃了东北的抗日火种，使3000多万东北人民看到了未来抗战胜利的火焰。苏联共产党和红军不但当时给予了中国抗联部队以无私的国际援助，而且在对德战争胜利结束后，迅速挥师东北，宣布对日作战。

　　1945年8月9日，150多万名强大的陆、海、空苏联红军从东、西、北三个方面对盘踞在东北三省及热河、察哈尔的日军关东军给以致命的打击。在孙吴方面，8月11日，苏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区地域强渡黑龙江，向胜山要塞日军第五守备队和孙吴123师团迎面扑来，12日下午4时开始，苏军强大的炮火不断摧毁着当年中国3000多名劳工修筑的胜山要塞日军的永久性工事。轰炸机和战斗机接连向日军阵地投掷炸弹并猛烈射击。战壕里被炸死炸伤的日本士兵横七竖八地躺着，负隅顽抗的关东军拼命地阻击苏军的进攻。前面的一排倒下了，后面的一排又冲上来，这是苏军为正义而战、为自由而战、为和平而战，英勇无畏的苏联红军打得日军难以支撑，纷纷溃逃。其中一路在企图越过丁字山时，遭到早已设伏的苏军装甲部队炮火的猛烈袭击。在70多名日军战死后，其他日军在手榴弹的爆炸声中结束了罪恶的一生，另一路向南逃窜的600多名日军准备在石砬子山东坡与苏军决战。

　　次日早7时许，一辆MT34的苏军坦克率先开来，接着上百辆坦克向山两侧冲击，以血的代价消灭了顽抗的日军。

　　8月15日苏军在湍急的逊别拉河水中架设了浮桥，数万苏军潮水般冲向孙吴城里的日军123师团，在震耳欲聋的炮声中120多人的“731”细菌部队“673”孙吴支队的官兵又一把火烧了铃兰台，企图毁灭自己制造细菌武器的罪行，以西俊英支队长为首的魔鬼们也终于自己走进了这地狱之门。

　　8月16日下午4时，冲进孙吴城区的苏军向日军123师团各据点展开了大规模进攻，在猛烈的炮火和一次又一次勇敢的冲锋后，苏军的红旗插到了孙吴火车站楼顶。日军残余部队在天皇的《停战诏书》中宣告无条件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