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大街上，零散售卖食品的摊位上摆满了各色面包，很少有人问津；高档食品店内，各式各样的面包琳琅满目，夹心的、带馅的、沾满椰蓉的，释放出特殊的香味刺激着顾客的嗅觉；俄罗斯列巴(面包)专卖店的列巴更具异域口味，甜的、咸的、圆的、方的、黑麦的、燕麦的应有尽有。可是，这都提不起我的食欲。

　　并不是我生来不喜欢吃面包。儿时，乡下孩子连面包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更不用说吃。初中毕业考上中专，到齐齐哈尔读书。各类商店出售的面包，要粮票才可以买。我有粮票，但囊中羞涩，舍不得买面包。每学期放假前，姐姐都会给我寄来回家的路费，总会多出几块钱。买好车票后，我就用剩下不多的钱买上几个大面包。那时的面包两毛钱一个。归途中享用着面包，那个香甜松软暄乎劲儿甭提了！总要带几个回家，给爷爷、爸爸妈妈、弟弟妹妹们品尝，把弟弟妹妹们高兴得够呛。

　　1966年深秋，正值“文革”，我中专毕业。一天，得到消息：大兴安岭地区发生火灾。当时的我们革命热情高涨，就满怀豪情地派人去市委、市政府申请奔赴火场。领导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当即安排我们三十多位同学(其中有十来个女同学)乘火车赶往嫩江。我们的行装极为简单，每人挎个黄书包，书包内除了牙刷毛巾外，有一个搪瓷水杯。

    第二天清晨，嫩江县委接管委员会为我们安排了一辆苏联造嘎斯汽车，是那种载重约三吨的稍小点的货车。爬上了汽车，发现车厢板上铺一层鼓鼓囊囊的草袋子和铁锹、镰刀、斧头。顺着草袋子的封口处一摸，里面装的全是面包。看来这面包是未来几天我们的打火干粮。打火吃面包，还可劲儿造，对我们这些大多数出身于农村的孩子来说，待遇够高。

　　我们寻遍了车厢和驾驶室，除面包外，别无其他佐餐之物。本打算把面包草袋子堆到一个角落，怎奈人多车小，面包也多，只能平铺在我们屁股底下，当了坐席。

    汽车沿着乡间土路逶迤前行，大概驶过几十公里，就没有路了。汽车沿着一条长满蒿草和碗口粗细树木的土坝往前走。车爬上土坝，发现这是一条废弃的铁路路基。因为没有路，我们要不时地停下车，砍树、割草、填坑，很快就饿了。从草袋子的封口处摸出一个面包就往嘴里塞，那面包真香甜。渴了，拿出搪瓷缸到小河沟舀一碗凉水喝。

    转眼太阳落山了。深秋的傍晚气温很快降到零下几度。安排睡觉时，男同学们显示出了男子汉的气度，让女同学们在车上睡，面包袋子当成了褥子，盖上苫布，倒也不冷。男同学割了些草铺在车底下的地上，躺下后再盖些草在身上。

　　第二天晨起，男生微微长出的胡须和眉毛都是白霜。我们再拽出面包充饥，发现面包成了烧饼状，咬在嘴里已经没了暄乎劲儿，那种香甜不是美味，而是一种负担。真想有块咸菜就着面包吃，无奈，只能勉强下咽在嘴里直打饼的面包。

　　我们在没有咸菜干吃面包的情况下好不容易熬过了两天，第三天中午，上级来了命令：让我们从现在的位置往回修路，为下撤的大部队回返做准备。三天来，我们连烟雾都没看见，更别说火苗了。每天都是吃面包，直吃到难以下咽，看见面包胃里就往外泛酸。最初我们这些平时吃不到面包的棒小伙子一顿能吃掉两个大面包。现在，连一个都吃不下去。到后来，面包经过我们几天的揉搓，大多由饼变成了面包渣。大家瞅着面包草袋子都直发愁，啥时能吃上两口咸菜？

　　第四天下午，我们把路修到了来时影影绰绰的土路上，汽车的速度加快了。突然有同学喊：“快停车，看到人家了！”大家跳下车，向着眼前只有三四十户人家的小山村奔去。进了门就喊大叔、大婶、爷爷、奶奶，把人家都造懵了。那时的农村生活极为困难，有的人家连咸菜都没有。我去的这户就没有咸菜，大婶给我抓了一把盐——黑乎乎的大咸盐粒子。我谢过大婶，攥着大盐粒跑到河边，嘎嘣嘎嘣地嚼上一粒盐，喝上半缸水，再吃上两口“面包饼”，那爽劲儿甭提了。

　　临离开时我们才知道，这个小山村叫霍龙门。二十多年后，国家修通了由嫩江经过霍龙门到黑宝山的铁路，霍龙门再次由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成为一个略微繁华的小车站。当年，大婶给我一把盐的情景让这辈子都忘不掉。我深深地体验到：人，可以不吃面包，但不能没有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