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末夏初，已进入耄耋之年的我，突然接到《黑河日报》总编辑丛煜峰同志的电话，约我写篇纪念即将来临的《黑河日报》创刊七十周年的文章。顿时，将我带回年轻时代曾在《黑河日报》度过的岁月。心潮激荡，思绪万千。

　　1947年3月，刚满15周岁的我，于母校黑河一中(当时称黑河联中)毕业，被分配到黑河报社，当了三年多编辑、记者后，离开了我热爱的新闻岗位。没想到，25年后，1972年，我又回到了黑河日报社，担任副总编辑、总编辑、党委书记。一干就是6年多。前后相加，近十年。这十年是我终生难忘的十年。

　　熔炉

　　1947年3月，我第一次踏进黑河日报社的大门。此间，是我人生中最难忘却、也是最值得记忆的三年多时光。

　　报到的头一天，我就受到社长章子冈、编辑部长吴冈的热情接待。两位领导向我介绍了报社的情况，告诉我怎样做一名革命的新闻战士，并提出殷切希望。当时，我很受感动。其实，我对社长章子冈并不陌生。我到报社前，在联中读书时，章子冈社长就是我们的副校长，并亲自担任我们初中三年级的语文老师。是他将我的一篇作文《回忆》交给报社，1946年冬在《黑河报》发表，又是他将我调到报社工作。

　　我到报社刚一个多月，社长、编辑部长就派我作为随军记者，跟随黑河军分区参谋长张继成率领的部队去呼玛。当时，黑河地区的土匪还没有完全肃清。在行军路上的第五天，夜宿只有两户人家的“老道店”屯，半夜被土匪包围，经过激战，土匪被击溃逃至深山老林。经过八天八夜，白天不停地徒步行军，每晚换个宿营地，终于到达呼玛县城。对于年满十五周岁的我来说，从家门到校门，从校门到报社门，从未经过这样连续八天八夜，而且中途遇险的长途跋涉，两腿和脚都肿了。最后我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到呼玛后，我先到连队和战士们同吃同住，边体验军队生活边采访，后又到县城附近农村采访。近一个月，写了20多篇稿子，并组织了一些通讯组和读报组。最后乘船，在黑龙江上漂流三天，才回到黑河。此行采访曾受到报社领导的表扬。

　　革命的激情在燃烧，不分昼夜地紧张工作。最初1947年编辑部只有两名报务员，两名译电员，两名编辑就是我和吴文树。我主要负责时事新闻版编辑工作。每天将电台收的新华社电讯，改写、拟标题、设计版面、校对、送审。从早到晚，有时忙到深夜还处理不完电讯稿。当时报社没有自己的印刷厂，由私人开的中兴书局承印。我和吴文树同志将每期编辑的稿件送交吴部长审阅，再送到书局交给工人拣字、排版、校对小样、大样，然后将大样带回报社请社长审批，社长审完写上“改正后付印”，再把大样送到书局。当时印刷条件太差，每期报纸都是印刷到后半夜，最后将印出的第一张报纸带回报社交给领导审阅。1948年后，薛永盛、董向荣两位同志调来报社任助理编辑。这时电讯稿和地方稿件都增多了，经常出四个版面，我们仍是日夜繁忙。形势发展很快，继东北辽沈战役获胜，又传来平津、淮海战役大捷，报纸除了增加版面，又根据地委指示，开办了每天出版的《黑河电讯》。

　　那是难忘的通宵之夜。沈阳、天津、北平、南京、上海等解放前夕，晚间我们都守在电台收报机旁，等候胜利喜讯。报务员抄收一张电报，译电员立即译成汉字，我们迅速编成“号外”送到印刷车间，奋战通宵达旦。天刚放亮，我们就走上街头，将红色的《黑河报》“号外”散发给群众。

　　1949年，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印刷厂，但是设备简陋。只有一台八页机，印报速度很慢。常常遇上停电的时候，就得用人拉机器。绳子一头拴在机器上，另一头从窗户拉出来。编辑部和印刷厂的全体同志排成一行，站在大街上拉绳子，像拔河一样，拉一下绳印一张报，连拉几个小时，才能全部印完。

　　生活是很艰苦的。我们不挣工资，大家都是享受供给制待遇。春夏发给两套军装，一顶军帽，两双布鞋；冬天发给一套棉军装，一顶狗皮帽子，一双“大头乌拉”。我们都没有家，在机关吃住。一日三餐绝大多数是粗粮，年节才能吃上很少的肉菜。报社同志自己开荒种菜。1947年种的都是“西葫芦”，吃了一个夏天。冬天以吃咸菜为主，有时吃一点豆腐就很高兴了。

　　冬天取暖的烧柴，都是大家到黑龙江边拉的大木头，然后劈成柈子拉回来。烧时还要注意节约，三九天有时半夜就把我们冻醒了，有的同志还要戴着皮帽子睡觉。

　　回忆那个年代报业经历，确实是锤炼我人生成长的大熔炉。磨炼了我的意志，铸造了我的品格，坚定了我的理想和信念。生活虽然很艰苦，工作条件也很简陋，但是大家的心情总是愉快的，精神总是饱满和乐观向上的。大家都有一个信念：全心全意为革命、为人民服务，直到永远。

　　重担

　　1972年，组织上又分配我回报社工作，当时地革委主管干部工作的领导张庆福同志(军分区政委)找我谈话，让我到报社任副总编辑，王德祜同志任总编辑。没想到干了不到一年，王德祜同志调任逊克县委书记，我就得挑起这总编辑的重担，一干又是6年多。这个时期正是国家政治风云多变的年代。办报的模式，基本上就是“看大报，办小报”，同时还要突出“地方性”的特点。在这期间，记忆比较深的大事就是：

　　第一，成立《黑河日报》党委。过去报社的党组织都是支部、总支、党组。报社有史以来第一次成立党委，我任党委书记、军代表赵明群同志任副书记，杜广洲、张文胜、刘进才、张学贡同志任委员。报社自己可以发展批准党员。

　　第二，要提高办报质量，必须紧紧抓住先进典型的报道。这个时期经常报道一些先进典型事迹。我也多次和记者们下基层，到农村和工厂采写先进典型。如1975年，我率于占发和逊克记者站的同志深入到当时被评为全省农业学大寨先进集体—逊克县车陆公社卫东大队，采写的通讯：《谁说高寒地带不能夺高产？—记卫东大队粮食上〈纲要〉，每人向国家交粮四千零四十斤的事迹》。

　　第三，言论是党报的喉舌。全区发生的重大新闻或是各条战线先进典型报道，除了请地委、行署及有关部门领导撰写言论外，我也经常动手写了不少社论、短评和评论员文章。

　　第四，建立各县记者站。我和党委副书记、军代表赵明群同志利用两个多月时间，到各县和当地领导了解情况、选拔人才，建立了《黑河日报》驻各县的记者站。

　　第五，克服困难，购置轮转机，改变日报在黑河不能当天见报的历史。最初提出这个方案的是党委成员、行管科长兼印刷厂厂长张学贡同志。理由是：现用的印报设备陈旧，是18世纪老十六页印刷机，每小时只能印1000多张，即便两台机器同时印刷，当时发行量14000份报纸，也需要6个多小时。如果遇有重要新闻，增加份数，往往干个通宵也印不出来。不但黑河读者看不到当天《黑河日报》，其他各县看报就更迟。为了购置轮转机，张学贡等同志不辞辛苦，克服重重困难，多次跑上海请《文汇报》领导协助并经中共上海市委批准，才将轮转机运到了黑河。当时，黑河地委领导特别重视和支持这件事情，并帮助解决了许多具体问题。

　　祝愿

　　《黑河日报》从1946年8月1日创刊到今年8月1日，整整70年。回顾走过的历程，虽然也遇到过一些挫折，经历过坎坷，但总的说来，成绩是巨大的。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后，随着党的工作重心转移，《黑河日报》励志图新，开拓进取，办得生动活泼，丰富多彩，出现了新的面貌。进入全国改革开放时期以来，《黑河日报》更是突飞猛进不断创新，为改革开放，为振兴黑河更好地发挥了党报“组织、鼓舞、激励、批判和推动”的五种作用。《黑河日报》的70年是值得纪念、值得庆贺的。

　　习近平总书记农历新年的第一场调研，选择了新闻舆论工作。亲自主持召开了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48字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职责和使命。我衷心地祝愿《黑河日报》的同志们，不断深入学习、深刻领会讲话的精神实质，始终坚持党报的党性原则，紧紧围绕中共黑河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组织宣传报道，大力弘扬黑河广大干部群众开拓创新的精神风貌，为黑河走出全面振兴发展新路子，取得新成绩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