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61年结婚，正是三年自然灾害之时，当时，结婚喜宴上收到不少食堂饭票，如今，每当想起心中很是不安。

　　1960年冬，我随生产队社员到桦皮窑林场搞副业——倒大木，开始时吃林场提供的白面，过上了既吃饱饭、又吃细粮的好日子。好景不长，后来林场不再供应了，只好吃自己家里送来的120斤玉米面。由于粮少饥饿，就把锯末子、柞树叶子剁碎后掺玉米面蒸食，又苦又涩，勉强填饱肚子。

　　1961年元旦过后，我到了结婚的年龄，哥哥捎信让我回去结婚，我生气地说：“人都快饿死了还结什么婚！”在乡亲们的劝说下，我不情愿地回去了。

　　回到家，可以吃到用石灰水浸泡的玉米棒子磨出来的“淀粉”掺玉米面蒸食的干粮。那时我和妈妈在生产队里劳动，在食堂吃饭，用饭票；爷爷、奶奶、妹妹们在家里吃队里分的定量每人每天4两玉米面。准备结婚过程中，为了节省食堂饭票，多在家里吃。我便到山边采榛子骨朵(落叶灌木或小乔木果实)磨面吃，可是，吃后又不消化。听说榆树面好吃，便砍回榆树扒树皮碾成面掺食，解了难，救了命。这样，不到一个月节省了社里食堂饭票，换回玉米面。

　　1961年春节前，在我的结婚喜宴上，安子臣大伯高兴地说：“这顿饭比过年的饭都香，吃到了啥也没掺的净面大饼子！”由于当时粮食极少，不得不在结婚喜宴上向大家伙儿收取了食堂饭票。这件事也成了我心中永远的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