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92岁了,有幸生存下来见证我们国家这几十年来的巨大发展变化。我想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来临之际,把埋藏在心底近70年的故事讲出来,也算是为了让人们更加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吧。”老人缓缓地对记者说道。92岁高龄的黑河市离休老干部孙永贵,是摄影界资深老前辈。记者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这位老人在二战期间曾随苏联红军拍摄照片的这样一段故事,我被老人的故事深深吸引着……
第一次当“战地记者”随军进山拍照
1945年8月8日,苏联红军向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寇发动了进攻。日寇在苏联红军的强劲攻势下向黑河以南方向溃退。
当时孙永贵老人在黑河友光照相馆工作。老人回忆道:“1945年8月9日,当时驻黑河的苏联红军司令部派人找到我,要求我马上出发随部队一同进山追击残余逃跑的敌人拍照并记录下来,同时还要求我对此次行动要绝对保密,不能告诉他人及家里人,于是,我背着四五十斤重的摄影设备和器材,坐上进山的汽车出发了,同去的还有一个黑河人叫李宝鑫的,是开车司机。下午,快到山神府的时候枪炮声大响,顿时加剧了周围紧张的气氛。当快要进入日军军事要塞警备中心指挥所附近时,看到有投降的日本士兵被苏军缴械押往黑河东大营临时战犯看守所(现王肃公园)。在搜剿过程中看到日军尸体,丢弃的枪支、弹药等武器,营区堆放的粮食、罐头遍地都是,挣脱缰绳的战马在狂奔,我对这些场景都进行了拍照。”
孙老停了停,平静一下继续说:“苏军的一位指挥官见我年纪小,指定一名战士协助,并发给我一把转盘枪,告诉我(用手比划)要注意周围的动静,防备残敌打黑枪。白天要随军搜查,晚上就躺在草稞子里,还得忍受蚊虫叮咬,不能睡觉。我背着照相机跟着他们仔细搜索,寻找那些被打散的日寇,我们几十个人就这样在日军营地进行了历时七天的搜寻,发现要塞地面上碉堡及碉堡地下通道里的枪、炮,还有草稞里几十具日军尸体,指挥官就让我把这些都拍下来。拍完了这些,这次进山初步有了些头绪,但我不知道下一步具体该怎么进行,他们说的话我又听不懂,这时我才想起我的鞋早就没有鞋底,再也不能往前走了。一位苏联红军战士从已经死了的日军脚上扒下了一双鞋叫我穿上。就这样,我圆满完成了进山搜剿拍摄的任务。”
孙老虽然已经92岁高龄,但回忆起当年的烽火往事,老人依旧历历在目。老人说,当年他还小,对于战争没有深刻的领悟,只是怀着满腔热血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简短淳朴的几句话却是满满的真情。说到这里,老人不禁想起又一段往事:“当年,日军为了防备苏联进攻,在修建山神府军事要塞时,我三哥(孙永福)被抓去当劳工,在一个姓毕的工头那里当会计,可怜的中国劳工都是坐闷罐车来的,由于饥饿、劳累、疾病最后都死在那里了,因为这些事在那时候是军事机密,不敢看、更不敢说,我三哥他所经历的具体细节我们也不知道。大约在1943年,日本人开始对我三哥产生了怀疑,1944年日本派人来抓他,我三哥已经逃往山东,到了山东才知道走漏了风声,已被特务发现,险些被日寇抓到。现在回忆,那时我三哥就是做地下抗日工作的,后来他随部队参加了解放南京、渡江战役。解放后,在镇江交通系统工作至离休。”采访中,孙老反复呢喃着:“保家卫国,保家卫国啊……”
特务分室是我最不愿提起的记忆
随苏联红军进山拍完照后,孙老回到黑河后又同苏军司令部的工作人员来到伪满洲日新西餐饭店楼下南院的特务分室(遗址在王肃街与迎恩路交会处)。老人回忆:他们从特务分室的地下室拖上来十几具尸体,苏军司令部的人要我进行拍照。我随后又来到了楼上,把刑讯逼供中国人的“电椅子”、“火车头”、“压杠子”、“皮鞭”,地下室“绞人机”以及用来处理排放流入黑龙江水底的碎尸设备等镇压迫害中国人的铁证通过我的镜头记录下来。这些中国人(有抗联战士、苏军情报人员)都被日寇残杀在这里了,他们死后被注销的身份证明书搜集起来有好几个麻袋之多,每一份身份证明书的背后,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受特殊的历史条件影响,没有人做过统计到底死了多少人,但成麻袋的身份证明书已经证明,惨死在黑河特务分室的中国人至少应该是上千之众,惨无人道的大量证据足以证明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遗憾的是,这些照片我不能自己保留下来,苏联红军要我把近百余幅照片、底片(玻璃底版)全部上交到苏军司令部。我还依稀记得他们看到这些照片时,对我竖起大拇指说“哈拉少。”
面对日本人曾经的种种恶行,孙老愤慨地说:“听说,当时这些珍贵的历史照片资料都保存在原苏联红军历史博物馆里。在我有生之年,最大的心愿就是想通过我的亲眼所见、亲身经历去揭露日本政府一直以来想掩盖的历史罪行,我希望后人能够记住这段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要正视历史,这样我们才能面向更好的未来啊。”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只有当我们真正地去了解历史才能避免战争,才能更加珍惜和平年代的幸福生活。如今,孙永贵老人身体还很硬朗,平日里喜欢听听广播,写写毛笔字,与老伴儿过着恬淡幸福的晚年生活。
孙永贵(右)与老伴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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