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战小兴安岭

——北满抗联部队在黑河境内的抗日游击活动(三)

　　1941年3月21日，第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宣传科长陈雷率部队40多人从苏联北野营出发越境到逊克县，沿库尔滨河滑雪进入沾河地带，在山林里有幸遇到了第三路军指挥部留守的金伯文(李兆麟爱人)等几个人。此时，粮食告罄，揭不开锅，饥饿难当，只好挖草根和在雪层底下找到一张马皮退毛煮熟充饥。最后，艰难跋涉回到三路军指挥部驻地——南北河。与此同时，1941年初，抗联三支队长王明贵、参谋长王钧率领三支队80多人，身穿日军服装越过冰封的黑龙江(今孙吴县沿江乡哈达彦村附近)，并用日军“旗语”迷惑日军哨兵后，趁着漫天大雪穿越茅栏顶子到达辰清东山的炭窑窝棚，向烧炭工人了解敌军情况。当时，因暴风雪后，雪深没膝，骑兵行军特别困难。王明贵和王钧召集八大队队长许保合、七大队队长白福厚等干部开会，研究分析敌我态势，认为朝阳山没有隐蔽的条件，茅栏顶子是日军设置的边境“无人区”，此处有原始森林，便于隐蔽，于是改变了向嫩江平原进军计划。决定先攻打辰清，解决部队急需的粮食和马匹问题。

　　3月上旬一个夜晚，三支队准备偷袭辰清驻守的日军，不知什么原因被敌人得到消息，当部队前进到辰清东10公里的公路上与辰清前往东山偷袭抗联的日军讨伐队遭遇。敌我双方展开激战将敌人击溃，在战斗中七大队队长白福厚牺牲。三支队在王明贵指挥下向远离东山炭窑的地方行进，三天后迂回到东山，获悉姚世同指导员牺牲的情况。原来是三天前夜晚战斗中，姚世同在撤退时不慎与部队走散。次日清晨，敌人将姚世同包围，他临危不惧，沉着应战，接连打死几个敌人。当敌人发现只有他一个人时，准备活捉他，便向他喊话劝降。姚世同誓死不当俘虏，用最后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这场遭遇战改变了三支队夜袭辰清的计划，为了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尽快获得给养，支队领导重新制定“截马夺粮”作战方案。某日天黑后，部队顺着杜德河(逊别拉河支流)东岸通往孙吴的马爬犁道行军20多公里。天亮前，出其不意地迂回到孙吴东10公里的日军木营附近，埋伏在山脚下两座山包后面的河汊里。天亮时，日本伐木公司的100多张马爬犁顺着山路进入埋伏圈，被我军顺利截获。之后迅速卸下马匹，按照赶爬犁的人指引的山路，向东山木营进军。木营内20余名守敌闻风而逃，三支队一枪未发，冲进木营打开仓库，获得许多粮油、食盐等。王明贵让每人带3袋粮食，骑马向辰清方向迅速撤离。部队行进10公里离开公路，进入原始森林，边走边在雪地里挂手榴弹。下午，追击的敌人被炸被迫放慢了追击速度，加之天降大雪，掩埋了三支队的足迹，敌人只好望雪兴叹。三支队趁机向朝阳山方向行进一段路程后，折转向东进入茅栏顶子，从而使日军失去了三支队的“踪迹”。三支队神不知、鬼不觉地在茅栏顶子隐蔽一个月。三支队养精蓄锐之后，决定在部队撤往朝阳山之前，再次攻打辰清镇。

　　4月26日天黑时，抗联三支队在距辰清一公里的地方打好拴马桩子。随后，按照预定战斗方案，各自分头行动。八大队直奔伪警察所，支队副官吴法川带头向前冲去，被敌哨兵击伤，其余战士破门而入，四五十个伪警察被当即俘虏。七大队以同样的战术，将辰清火车站站警和伪村公所警卫全部擒获。这次战斗缴获大小枪支50余支、弹药若干，以及大量伪币和大烟万份(约30斤，可当麻醉药用，也可当经费用)。不久，孙吴和北安的日军分南北两路夹击而来，并在辰清会合，顺着三支队的足迹扑向茅栏顶子。拂晓，三支队官兵正在吃早饭，日军的马队追上来，部队立即撤离宿营地,向密林深处转移并设伏。当追击的敌人进入埋伏圈时，我军机枪突然向敌人开火，日军纷纷落马，死亡百余人，追击之敌狼狈败退。

　　5月中旬，三支队来到小兴安东山附近，王明贵派四五名战士去北安南北河地区寻找九支队。在此两个月前，第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曾决定调宣传科长陈雷到三支队做政治工作，并参加支队党委会，指示在适当时机派人去九支队接陈雷。王明贵与去接陈雷的抗联小分队约定，一个月后在朝阳山某地接头。安排好工作之后，三支队在辰清河上游涉水过河，向北黑铁路小兴安火车站逼近。夜间，三支队悄悄地接近目标，一个冲锋便占领了小兴安火车站，迅速缴了站警的枪械，带上缴获的粮食，穿过北黑铁路向朝阳山进发。日军闻讯后，马上用火车运送200多日军步兵在后面紧追不舍。第二天下午，抗联三支队越过克勒河(今称科洛河，下同)，甩掉追击的敌人，胜利挺进朝阳山。

　　这期间，接迎陈雷的小分队也胜利地完成了任务。对这次接迎过程，陈雷在他的回忆录中述道：“5月21日，王明贵派两名交通员来接我们。此时，三路军总指挥部转移到北黑铁路以东南北河附近的密营里。我是在飘筏河南山离开三路军总指挥部的，昼行夜宿，于冰雪开化时节来到了朝阳山。5月26日，我们来到了克勒河，河不算宽，就用树枝和小树干编了一个木筏，顺利渡过了克勒河。过河之后，我们便进入深山之中，来到了预定与三支队接头地点。接头处是在一个山坳中的一棵大松树下。我们发现松树下隐隐有三五个脚印，却没有发现来人。我们等好几天没有来人接迎，心中十分焦急，这时粮食也快吃完了，我打算去第二个接头地点。等到5月29日，天刚蒙蒙亮，我们三人同时听到了三声敲打树木的声音，‘啊！这不是联络暗号吗？’我们差一点喊出声来。但我们都抑制住内心的喜悦，从树枝缝中仔细观察，两位交通员认出了来人正是三支队战士张子荣、梁承玉，这时我也认出他们了。于是我们三人跃出隐蔽点，五双手紧紧握在了一起，高兴得几乎要欢呼起来。第二天，梁承玉、张子荣带领我们三人走出山坳，沿克勒河西行十几里地，乘木筏渡河来到南岸一个山丘下的树丛里。我和支队长王明贵紧紧握手，他们对我的到来极为高兴。我把总指挥李兆麟的信交给了王明贵同志，同时也将李兆麟同志派我来担负政治工作的指示作了口头传达。从此，我就正式在三支队负责政治工作了。”陈雷向王明贵、王钧传达了李兆麟关于开辟大兴安岭游击区、捣毁日伪黄金和木材生产线的口头指示。三支队党委决定，要做好西征准备。6月初，三支队离开朝阳山，沿着克勒河右岸山林北上。6月22日，到达瑷珲县的兴安金矿罕达汽金厂附近。23日，夜袭了护矿的日伪军，缴获长短枪、子弹、伪币、黄金、马匹以及白面、服装等物资，接着在腰站(嫩江县境)歼灭了伪警察“讨伐队”。6月29日，袭击了驻嫩江八站(今卧都河乡境)的伪黑河省国境警察队。随后，三支队又神奇般地到达了瑷珲县山神府一带，对修筑山神府到黑河公路的工人进行抗日救国宣传，缴获了日军的帐篷。日伪当局十分恐慌，立即派讨伐队追至嫩江县八站，被我军击败缴获长、短枪40多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