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老羌城
——黑河市西沟村西沟古城研究(四)
西沟古城在历史文献中古代族群部落地理分布
黑河市爱辉区西岗子镇的西沟南北二城,究竟是何年何月何族所建,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我们找不到任何痕迹。实际上,这两座古城属于历史上迷失的城池。我们要想弄清这两座城池的建筑年代,历史背景、民族属性、文化特征,就必须要下工夫从历史文献中寻找蛛丝马迹,并结合田野调查、考古发现与民族学、人类学调查方法进行综合研究。从目前学术界已经取得的成果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东北古代民族的分布特点与黑河地区古代民族分布的规律。众所周知,黑河地区正处在嫩江上游、黑龙江中上游、小兴安岭山地地区,是历史上索离族、室韦民族的活动范围,因此要想弄清黑河地区公必拉河流域的西沟古城的建筑年代与族群关系,就必须要深入了解室韦民族的地理分布。实际上黑河地区应该是室韦与靺鞨的重要交会区域,它的民族文化与考古学文化上所显示的特征应该是具有两种文化的特点。黑河地区的特殊的地理环境,嫩江的发源地大、小兴安岭的结合部与黑龙江流域上、中游的节点,本地区的丰富的水资源与河流纵横交错、多峡谷的特点都为古代的室韦民族的活动提供了重要的空间。
室韦是北魏至辽金时期分布于黑龙江流域上游及嫩江流域的古老民族。学术界一般认为,室韦在北魏时期主要分布于大兴安岭东麓,小兴安岭西麓的嫩江上、中游流域地区。隋朝时其范围不断扩大并向外拓展至额尔古纳河流域和黑龙江流域上游与中游部分地区,形成了南室韦、北室韦、大室韦、钵室韦和深末怛室韦。《隋书·室韦传》云:南室韦“分二十五部”,北室韦“分为九部落”,钵室韦“人众多北室韦,不知为几部落”,大室韦和深末怛室韦的部落分布情况未见记载。唐朝时,五部室韦进一步分化和扩张,演变为二十余部。唐朝为了有效管辖室韦部落,在嫩江流域专设了羁縻府机构——室韦都督府。晚唐以后,见诸于史籍的室韦部落名称大量减少,文献中多以“室韦”泛称;黑龙江上游一带室韦故地的室韦部族,接受了突厥语族部落对室韦的泛称— —达怛。契丹人则称这一时期西迁入蒙古高原的室韦部落为“阻卜”。黑车子室韦、大黄室韦、小黄室韦、臭泊室韦、兽室韦等为文献中新见之室韦部落名称。辽代为管理室韦各部,也在嫩江流域唐代室韦都督府的基础上专门设了室韦大王府予以统辖。这一时期的室韦分化较为严重,处于族群解体阶段,并与周边其他族群融合,形成了新的族群。靠近蒙古高原地区的室韦部族多融入蒙古,靠近黑水靺鞨的东室韦部落则融入靺鞨族系,而靠近契丹的南室韦多融入契丹,而黑龙江以北地区的外兴安岭一带的室韦部族后来被称为兀惹、兀者,元代则称之为森林百姓。从东北地区的嫩江、黑龙江流域直至蒙古高原,均有室韦及其后裔的分布。
自上个世纪初至今,我国学者关于室韦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民国时期的成果如丁谦的《魏书外国传地理考证》[1]、吴廷燮的《室韦考略》[2]、王国维的《鞑靼考》[3]和《黑车子室韦考》[4],王静如的《论阻卜与鞑靼》[5]、方壮猷的《室韦考》[6]和《鞑靼起源考》[7]、冯家昇的《东北史中诸名称之解释》[8]和《述东胡系之民族》[9]、冯承钧的《辽金北边部族考》[10]等。方壮猷翻译了日本东洋史学家白鸟库吉的《室韦考》[11],王国维则翻译了津田左右吉的《室韦考》[12]和箭内亘的《鞑靼考》[13]。这些著述无疑奠定了室韦研究的基石。新中国成立后,亦邻真的《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14]一文掀起了室韦史研究的热潮,相关成果主要出现在上个世纪80至90年代。重要论文有干志耿、孙进己合撰《室韦地理考述》[15],郑英德的《室韦地理新探》[16],王德厚的《室韦地理考补》[17],张久和的《室韦地理再考辨》[18]等。张博泉等撰著的《东北历代疆域史》[19]、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20](是书第二章“南北朝隋唐时期”之“失韦(室韦)与失韦诸部”由郭毅生撰写)、孙进己和冯永谦主编《东北历史地理》[21]均对不同时期室韦地理分布有所考述。室韦专著类主要有孙秀仁等合著的《室韦史研究》[22]以及张久和的《原蒙古人的历史:室韦-达怛研究》[23]。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和津田左右吉的观点和理论对后世学者影响颇大,如孙秀仁、干志耿、孙进己等合著《室韦史研究》深受白鸟库吉和津田左右吉观点的影响。张久和的《原蒙古人的历史:室韦-达怛研究》代表了目前国内室韦史研究的最高水平,该书博采众家之长,从探索蒙古族族源的角度综合梳理了前人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2009年,由金昭、阿勒得尔图主编的《蒙古族发祥地考论》[24]将国内外室韦史研究与蒙古起源的研究成果汇集成册,为我们了解室韦史的研究提供了方便。
室韦最初以“失韦”一词出现在《魏书》中,隋时演化为五部,至唐进一步壮大,分部二十余。后范围不断扩大,并向西迁徙至蒙古高原,与蒙古族源关系密切,向东则与靺鞨族融合,向南则与松嫩平原南部嫩江下游的索离人后裔融合后融入契丹。北魏至辽金时期,正是东北地区民族大融合时期,无论是东胡、索离、肃慎这三大民族的融合促进了东北古代民族与古代文明的繁荣,尤其是中原先进的文化在北方民族的不断南下和北上的融入中,族群的地域特征日益明显。黑河地区则成为这一历史时期中的重要分水岭和接触地,这一地区的民族文化与考古文化的多样性都是值得注意的现象。辽末金初后,室韦族逐渐消失于史书记载中。可见不同历史时期的室韦诸部的地理分布较为复杂,学术界的观点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近年来,在室韦分布区,特别是黑龙江流域上游的呼伦贝尔地区发现了大量与室韦相关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尽管学术界对室韦族及各部的历史脉络与地理分布已经形成了初步认识,但对其各部的地理分布以及唐代室韦都督府、辽黑车子室韦国王府与辽代室韦国王府治所的位置还模糊不清。黑河地区嫩江县发现的伊拉哈古城为辽金时期古城,两道城垣呈回字形,据王禹浪、孙文正考证,此城当为唐代室韦都督府、辽代室韦国王府、金代乌古敌烈统军司所在地,而黑河地区爱辉区西岗子镇西沟古城则是隋唐时期北室韦的九部之一。
(待续)
[1]丁谦:《魏书外国传地理考证》,《浙江图书馆丛书》第一集。
[2]吴廷燮:《室韦考略》,《四存月刊》第14期,1922年10月。
[3]王国维:《鞑靼考》,《国学论丛》1卷3号,1928年4月。
[4]王国维:《黑车子室韦考》,《国学论丛》1卷3号,1928年4月。
[5]王静如:《论阻卜与鞑靼》,《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卷第3期,1931年4月。
[6]方壮猷: 《室韦考》, 《辅仁学志》第2卷第2期,1931年9月。
[7]方壮猷:《鞑靼起源考》,《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3卷第2期,1932年6月。
[8]冯家昇:《东北史中诸名称之解释》, 《禹贡》第2卷第7期,1934年12月。
[9]冯家昇:《述东胡系之民族》,《禹贡》第3卷第8期,1935年。
[10]冯承钧: 《辽金北边部族考》, 《辅仁学志》第8卷第1期,1939年6月。
[11](日)白鸟库吉:《室韦考》,《史学杂志》第30编第8号,1919年;氏著:《东胡民族考(下)·失韦考》,郑培凯主编《近代海外汉学名著丛刊(中外交通与边疆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
[12](日)津田左右吉:《室韦考》,《满鲜历史地理研究报告》第一册,1915年;又见王国维《观堂译稿(下)》,载《王国维遗书》(第14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
[13](日)箭内亘的《鞑靼考》, 《蒙古史研究》,刁江书院,1930年。
[14]亦邻真:《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 《内蒙古大学学报》,1979年第3、4期。
[15]干志耿、孙进己: 《室韦地理考述》,《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3期。
[16]郑英德:《室韦地理新探》,《社会科学辑刊》,1983年第4期。
[17]王德厚:《室韦地理考补》,《北方文物》,1989年第1期。
[18]张久和:《室韦地理再考辨》,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1期。
[19]张博泉、苏金源、董玉瑛:《东北历代疆域史》,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
[20]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
[21]孙进己、冯永谦主编:《东北历史地理》,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
[22]孙秀仁、孙进己等:《室韦史研究》,哈尔滨:北方文物杂志社,1985年。
[23]张久和:《原蒙古人的历史:室韦-达怛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
[24]金昭、阿勒得尔图主编:《蒙古族发祥地考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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