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日，正在浙江长兴农家乐与插队知青相聚的我，接到报社总编辑丛煜峰的电话： 《黑河日报》创刊70周年，约我写篇纪念文章。退休8年未动笔，我还是爽快应约。

　　我是一名上海知青， 1976年大学毕业就到了黑河日报社工作，直到1998年调离报社，整整22年。这22年是我人生最好的年华，也是一生中最值得回味的经历。

　　几天里思绪如潮，往事一幕幕闪入脑际。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我当记者在基层采访的一些难忘情景。虽然时隔几十年，还是那样刻骨铭心。

　　记得有一年我去北安采访，团县委的负责人向我介绍了殡葬工张涛的事迹，建议我去采访他。我当时的想法是把张涛约到宾馆采访。谁知在和火葬场有关部门联系时，对方领导说，我们非常欢迎记者采访，不知记者能否来我单位，我们去车接。虽然内心也有几分恐惧，自尊心还是让我答应下来。记得那天接我的车是拉尸体的车，到了火葬场，单位领导把我迎进办公室，又为我倒了杯水。为表示对他们的尊重，我接过杯子一口气把水喝了。那位领导连连说，你这个记者真不错，一般人来我们这儿杯子都不敢用。找来接受采访的几位殡葬工话也多了起来，向我诉说着他们工作的艰辛和不易。之后单位领导又领着我到他们几个主要工作部门看看。为了我的稿件，我壮胆儿跟着走了一大圈，该看的都看了。那天回到宾馆，我的手洗了一遍又一遍，胃里一个劲儿地折腾，饭也没吃，但我并不后悔去了采访现场。在那里我对殡葬工的了解更近了一层，也被他们一边为社会付出，一边又要承受各种社会偏见难以想象的压力而感动，这些又很自然流入我的笔下。

　　我初当记者时，黑河各县的条件，特别是通往乡村的交通条件还是很艰苦的。那时去农村采访，拖拉机、马车都坐过。记得一次去农村采访，我坐在拖拉机上，被大胶轮甩得满身泥巴。又一次采访，晚上赶不回县城，在乡里住了一宿。那是一排平房，进屋一看，门上没有锁，插销也是坏的，一人住一个屋，整排平房好像也没什么人，我顿时害怕了，突然想起包包里从家带的钥匙圈上拴了根尼龙绳，我解下尼龙绳一头拴着插销，一头拴着门框上的钉子，穿着外衣躺床上，一夜没合眼。第二天采访结束，返回县城又是坐的蹦蹦车，到县城，我就像刚从灰堆里钻出来似的。想着这两天的遭遇，眼泪禁不住流了下来:我是何苦!也仅仅是几分钟，擦干了泪水，又奔向下个采访任务去了。

　　当记者就是这样，无论吃多少苦，遭多少罪，但当报道见报，特别是写出了有影响的好新闻，所有的委屈都烟消云散，觉得付出的一切都值得。

　　新闻是跑出来的，真正的好新闻，一定是记者经历了一线采访，挖掘了大量的素材、细节才能写出来。

　　记得是1990年，我接受了采访地区医院原院长程延春的任务。当时程院长身患癌症，靠药物维持生命。为了少打扰他，我先是通过医护人员座谈了解情况，但事件比较笼统，缺少感人细节。要写好报道我必须采访本人。我把想法与程院长及夫人沟通，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为了不过多影响病人休息，我采取每天采访一小时的办法，视情况做调整。每次采访程院长他都半躺在床上，我搬把椅子与他面对面像聊天一样交谈，一个个生动故事就这样流淌出来。我至今清楚地记着这样一个镜头：程院长俯下身为一位出血热患者检查，病人突然喷血，溅到他脸上、身上，程院长却像什么事没发生，直到做完所有检查。这样的采访不下五六次，程院长的形象丰满起来，那些感人的细节不断冲击着我的心，我把它付诸笔端，写出了长篇通讯《生命在于奉献》 ， 在一版见报后在全区引起热烈反响。

　　那些年，我和我的同事就这样跑着写着，一路走来。我们经历并记录了黑河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经历并记录了胡耀邦总书记视察黑河提出的“南深北黑，比翼齐飞” ， 黑河掀起新一轮改革开放热潮;经历并记录了“一船西瓜换一船化肥” ，黑河打开边贸大门的重大事件等。我也从一名普通的记者成长为报社副总编。是《黑河日报》培养了我，是黑河这片热土养育了我，是新闻记者的使命感、责任感鞭策着我，使我一直不敢懈怠，不敢停步。

　　今日的黑河早已今非昔比， 《黑河日报》也翻开新的一页。愿我的同仁继续努力，深入一线，深入基层，写出更多的好新闻，让 《黑河日报》真正成为边陲改革开放的号角。(作者为《黑河日报》原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