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农村的文化生活贫乏，听老人讲“瞎话”、小故事是孩子求之不得的事，能听到“说书”，最惬意不过了。

　　我小的时候常常缠着没文化的爷爷讲“瞎话”，他常给我讲鬼神的故事，吓得我晚上不敢出屋。后来，爷爷进城听《秦英征西》评书，回来再讲给我们听，听得我们入了迷，秦英不畏权势强暴的精神在我们心中扎下根。

　　1955年，从哈尔滨来的移民中，有两位会说书的，这两位给村里听书迷们带来了极大的精神满足和喜悦，听书迷们敬烟、敬茶，但每每听到关键之处，便是“欲知后事如何，明晚再听。”任人们怎样哀求，说书的就是不讲了，只有带着遗憾回家，期盼着明晚早早到来。

　　我长大了，冬天外出搞副业，晚上无事做。当时还没有扑克牌，更没有收音机，一到夜晚死气沉沉的，只听北风呼呼地响，想家的念头油然而生。如果有人会说书，那可是“幸福”之极。说书之人是“月亮”，众星捧月，“大叔”、“大伯”地叫着，央求他给说上一段儿。我们全神贯注地听着，说书人喝着白开水、吸着旱烟，津津乐道。李大伯给我们讲《万里一枝花》，他常说：“饿了吃松籽，渴了喝小河水”，“大风大浪过多少，小小阳沟把船翻”，语言虽然通俗，却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精神享受。有些文化的便照着书本讲，还夹着唱腔，这可是“高雅”的艺术。我读了“四大名著”等古书，外出时没人给说书，村里人就让我给大家说书，我推辞不过，便赶鸭子上架，给大家讲《封神演义》等，为大家解闷儿。

　　如今，回想往事，记忆犹新，童年听“瞎话”，后来听书，尽管它登不上大雅之堂，但却是乡土文化之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