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烟，唯有结婚的事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

　　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27岁那年老亲少友到我家给我介绍对象，有的女方年龄比我大，没文化、没工作，我妈都不同意，我更是没看上，我看上的老妈通不过。在当时社会上流行姑娘找对象向男方要“两转一响”，两转是自行车、缝纫机，一响是收音机。政治上找党员，经济收入100元。我的妈呀！我是一个刚离校的穷学生，才迈入机关门，妈妈又得了乳腺癌，家底薄不具备条件，曾一度抱“独身主义”，找对象的事一拖再拖。

　　一天，二姐夫的妹妹领一位同宿舍的姑娘到我家串门，我妈妈相中了这位姑娘。就和我的两个姐姐、姨妈商量：“这姑娘我看行，农村孩子，朴实，性格开朗，眼里有活，尊老爱幼，将来过日子是把好手，差不了……”妈妈征求我的意见：“你看行吗？”我说：“您老看好了，我也没意见。”妈妈说：“你年龄不小了，和人家好好相处吧！”

　　又一天，四叔来我家看望我妈，除问病情外，又聊到我的婚事。他说：“两个孩子相处时间不短了，简单地操办一下，该结婚了。”妈妈说：“你大哥早逝，我又有病，做手术花了不少钱，钱不凑手，这婚怎么结？”四叔沉思片刻，最后慷慨地说：“大嫂你就安心养病，我去张罗钱，待经济好转再慢慢还，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妈妈见四叔说得如此痛快，心里托底，眼含热泪地说到：“那就趁我活着选个良辰吉日吧！”结婚的日子订在1962年10月14日。

　　结婚的日子订了，再简单操办也需要准备，人家姑娘不要彩礼，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是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期，“瓜菜代”挨饿年代，无论买什么一律凭证要票。买布要布票，买棉花要棉花票，吃饭要粮票，吃肉要肉票。每人每年3尺布票、一斤棉花票。怎么说也得做两套新行李结婚呀！结果是东借西凑还不够，只好做一套新行李，可是给姑娘买一套新衣服还是没有布票。只好再向别人求借，才买成一套新衣服。新房布置得简单，粉刷一遍墙壁，炕上一对新木箱子，这是显眼的家具，摆上行李，铺上新炕单，墙上挂着毛主席像和一块镜子，地桌是旧的，铺上一块新台布，摆上小闹钟、暖水瓶、四个水杯和毛泽东选集。房门口贴一副对联，上联“喜事新办好事多”，下联是“勤俭节约好美德”，横批是“添人进口”。在那困难年代，一般随礼都是2元，4到6元不多见，直系亲戚最多20元。其他单位买毛主席石膏像，送毛选，因送的太多，屋小放不下，只好找另一房间摆好。

　　结婚的当天，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人逢喜事精神爽，不到天亮就起床，北方的秋天秋意正浓，轻轻的秋风轻拂人的脸膛，蓝蓝天上白云飘，秋景的美和我内心的喜悦融到一起。

　　那时候，接媳妇没有车，借了生产队大马车，没穿婚纱、没放鞭炮、没有音响，而是由领导宣读结婚证，向毛主席像敬礼，向来宾敬礼，互相敬礼，握握手就结束了。在大院内放几张大圆桌子，大家团团围住有坐有站，人也不少，吃糖果、嗑瓜子，吸香烟、喝茶水，有说有笑。这时我两个姐姐将我妈妈搀扶到门口和大家说：“我总算看到儿子结婚了，死也能闭上眼睛了……”来宾说：“这回您老让喜事一冲病就好一多半，明年就等抱孙子吧！”逗得大家都笑了。有人提议让新娘子唱两首歌，她二话没说张口就来一首电影《刘三姐》插曲《多谢了》。多谢四方众乡亲，我家没有摆酒席，唱支山歌敬亲人，喝杯茶水暖人心：二首是《花开等郎来》。我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等唱完四周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就这样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把婚结了，圆了妈妈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