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中的客厅窗台上摆放着一盆用来观赏的石榴树，石榴树一尺多高，枝叶浓密而茂盛，为家中平添了几分异样的生机。

　　石榴树苗是朋友送的，拿来时根部用塑料布包裹着一坨黢黑的湿土。这坨土是母树根部土壤的一部分，移栽时随着树苗根系一同挖出来，然后连根带土直接埋进花盆的土里压实浇水，不缓苗成活率高。老家人把这种土称作“姥娘土”。在家乡的方言里，姥姥也叫姥娘，因此“姥娘土”这个名词很早就扎根在我儿时的记忆里。

　　儿时母亲曾从四里外的邻村姥姥家拿回一棵石榴树苗，栽到我家院子的北屋窗前。树苗拿来时根部就裹着一团湿土，母亲说这叫“姥娘土”，带着“姥娘土”栽树才能活，不然就会蔫巴死。

　　石榴树栽下后，要等好几年才能结果。但我家当时并不愁没有石榴吃，因为姥姥家的石榴树每年都会结出很多石榴。姥姥家那棵石榴树长得高大茂盛，树冠呈一个硕大的伞壮，遮住了小半个院落，姥姥经常坐在树荫下乘凉、做针线活、纳鞋底、纺棉花。春季到来时，满树开着火红的石榴花，煞是好看。秋天的时候，拳头大小圆圆的石榴泛着红晕挂满枝头，石榴成熟时朝阳的一面有时会裂开一道口子，裸露出里面粉红色晶莹剔透的籽粒，勾引着人们的食欲。别人家的石榴大多是酸的，不好吃，倒牙，除了孕妇没人爱吃。姥姥家的石榴是甜的，大人小孩都爱吃。

　　母亲栽的石榴树，是从姥姥家的石榴树根部旁生出来的，母树结出的果是甜的，子树将来结出的果也必然是甜的。

　　姥姥每年秋天都把收获的石榴装进箱子储存起来，自己舍不得吃，等我们姐弟几个或别的什么客人去时才拿出来招待，走时还给我们装几个带回家吃。我有一个姐姐和两个弟弟，在石榴收获后的半年时间里，为了吃到可口的甜石榴，我们的身影便经常出现在去姥姥家村子所经过的崎岖山路上。姥姥说这叫细水长流，好东西不能一下子吃完了，就像过日子的粮食宁省囤尖不省囤底。后来我想，姥姥这么做可能还另有目的，就是想用石榴勾着我们姐弟多去几次。因为姥姥太孤独，见到我们去了打心眼儿里往外透着高兴，喜滋滋地颠着小脚屋里屋外地忙活。

　　直到石榴的表皮开始发干变硬，姥姥才把最后不多的几个石榴拿出来，吃完后剩余的全部让我们带走。一年中吃石榴的季节宣告结束后，我们就断了吃石榴的念想，只好盼着下一个秋天早日到来。

　　有一年秋后的一天，我和弟弟去姥姥家，一进门姥姥就沮丧地对我们说，今年吃不着石榴了，沒等摘就被人偷了，一个也沒留下……说完流下眼泪，就扯起衣服大襟的一角去擦，眼窝红红的。都怨我，石榴没看好，叫你们白等了一年……姥姥，没有俺们就不吃，用不着难过。我安慰着姥姥。稍后姥姥悄悄告诉我，石榴可能是隔壁的妗子趁姥姥不在时爬墙偷走的。

　　我的姥爷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姥姥50多岁就守寡，孤苦伶仃一人生活。姥姥一生就母亲一个孩子，不过我还有个舅舅，但不是姥姥的亲生儿子，是为了延续香火从三姥爷家过继的孩子。舅舅在外地的一个药材公司上班，一年难得有几次回家，因此对他的印象并不深，只记得胖胖的，说话有些瓮声瓮气。听母亲说舅舅掙钱从来不给姥姥花。舅舅的老婆按老家的叫法叫妗子。妗子蛮不讲理，经常指桑骂槐编排姥姥的不是，说姥姥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给了我母亲。

　　妗子和姥姥家只有一墙之隔，姥姥出门时从来都锁门，姥姥怀疑石榴是妗子偷的是有充分理由的。怀疑归怀疑，姥姥说也没有真凭实据，当面去问她也不会承认，一吵架又生闲气。我当时刚十来岁，就孩子气地说些难听的话。姥姥说别这么说话，她毕竟是你的长辈，树上结了石榴就是让人吃的，可是她不该摘光了，哪怕留几个呢。其实她明着来要我也能给她，都是一家人，吃几个石榴还用偷吗？

　　姥姥的悲惨命运还远不止婆媳间的口舌之争，以及偷摘石榴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随着文革运动的不断深入，所谓的“走资派”相继被打倒，地、富、反、坏、右逐渐成为众矢之的。作为富农家庭，姥爷没了，富农分子这顶倒霉帽子自然就落在姥姥头上，好事一点没有，倒霉事管够。已经年逾古稀的姥姥胳膊上戴着黑袖标天天扫大街，有时还被人在脖子上挂个大纸牌开批斗会游街示众。精神和体力上的双重折磨终于把姥姥击垮了，她在一天早上扫大街时突然倒地不省人事，抬回家后第二天就去世了。

　　姥姥走时正是秋天，石榴还沒成熟。

　　妗子家继承了姥姥家所有的遗产，当然也包括那棵石榴树。

　　虽然再也看不到姥姥家火红鲜艳的石榴花，再也吃不到姥姥家甜甜的石榴果，但从姥姥家移栽到我家的那棵石榴树，已经开花结果。石榴是甜的，和姥姥家的石榴一个味道，也许是因为它的根系深深地扎根在那捧“姥娘土”中的缘故。石榴树长得枝繁叶茂，高大的树冠像一把巨伞，遮住我家的小半个院落。时光荏苒，在此后的人生岁月里，无论我身处何时何地，每当看到石榴，便想起我的姥姥，想起姥姥家的石榴树，想起石榴树下黑黑的“姥娘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