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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醒，原名任克良，1918年6月出生在山西省孝义县兑九镇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思想浪潮风起云涌、革命运动蓄势待发的黎明前最黑暗的时期。父亲任士明和母亲苏其芳不识字，便请教书先生给他起了一个文雅的名字——任克良。父母一心让他上学读书，有文化，将来能过上好日子。为供他上学，父母摆摊卖菜，吃尽了辛苦。有一年冬天，家里实在拿不出钱，他只好到当铺当了自己的行李，才交齐学费和食宿费，勉强继续上学。

　　1937年是苏醒人生发生重大转变的一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他和6名同学考上了太原一所高中，却因没钱上学发愁。他说：“现在国破家亡，我们先去参加牺盟会，上学的事慢慢再说。”牺盟会全称“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是国共两党在山西建立的统一战线组织，名义上是阎锡山办的，实际上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外围组织，我党领导人是薄一波。苏醒不满训练中教官的旧军阀习气，带同学们离开了牺盟会。9月，投奔在汾阳的山西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动总会”)，这是国共合作的半政权半群众性质的抗日革命组织。

　　在战动总会的干训班，苏醒有幸聆听了周恩来“平津沦陷后华北抗战形势和任务”的报告。

　　周恩来说，抗战两个多月，天津已被日军占领，恐怕太原也保不住了。为什么华北战场失利这么快？主要是犯了战略上的错误。要改变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就必须充分发动群众，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让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苏醒聚精会神地听着，周恩来的话像一盏明灯照亮了他的心，他看到了希望。

　　1937年冬天，老家的同学田成润来看苏醒，告诉他日本人常去抓八路军，他父亲被拷问过，但没问出什么来。为不暴露真实身份，经组织批准，他取母亲的苏姓，把名字改为“苏醒”。从此，这个名字伴随了他的一生。同年11月21日，由冯瑶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1937年末，根据战时需要成立战动总会游击总队，总队长程子华。苏醒被编到第一支队当副班长，负责政治宣传，动员青年人参军。通过发动群众，第一支队迅速发展到3000多人。

　　1938年2月，苏醒任第一支队挺进大队指导员。他组织100多人，编成12个班，在敌后4个县几十个村庄开展敌后工作，招了新兵，筹集了一批钱款和布鞋。3月末，苏醒带领游击队在黄绿口与一支400人的日军大队遭遇，毙伤日军20余人后，成功转移。4月，组织上派苏醒去山西省交城县政府第四区当区长，8月后被调回游击总队第二支队政治处当民运股长。这期间他向群众学习用草药治伤的土办法，发动群众上山采药，两个多月治好了一大批伤员。他和当地老乡打成一片，亲如一家，学会了蒸窝头、贴饼子、擀面条、包饺子，缝缝补补、洗洗涮涮。用他自己的话说，军人就该啥都会，干革命不但要能打仗，还得想办法吃饱穿暖。

　　1938年春节后，苏醒所在支队一部分排以上干部被调到晋绥军区贺龙的120师。在祁县诸龙河，他见到了贺龙师长和白求恩大夫。

　　苏醒经常目睹贺龙指挥部队和日军激战，白求恩就在不远处为伤病员做手术，他们这种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坚定沉着，深深影响着他。每次战斗结束，他都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及时报告给师部，贺龙表扬说：“苏醒，你这个年轻人干得不错，好好干。”

　　不久，苏醒被任命为师政治部敌工科长，而这个敌工科长可不是白当的。部队行军时，他总是在后边照顾伤病员和掉队的战士。特别是急行军时，有的战士走着走着就睡着了，他就得紧紧跟在一边。有一次过河，正赶上涨水，苏醒牵着马驮着东西被河水冲走。师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以为他牺牲了，正准备开追悼会时，他带着马匹和物资赶回了驻地。

　　1939年秋，在陈庄战斗中贺龙把后勤部长和苏醒找来，说：“现在部队急需粮食，你们想办法弄一些。”

　　苏醒一连走了3个县，粮食都被日军抢光了，他想方设法弄了几大车半青半红的枣子。贺龙说：“没有粮食有枣子也行啊，总算解决了吃的问题，战士们不用饿着肚子打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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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120师开展拥军优属活动，分化瓦解敌人，实行“把敌人挤出去”的战略。苏醒经常深入敌后做策反工作，劝伪军归降八路军，一起抗日。一天晚上，苏醒带领战士突袭鹿坊镇日军物资仓库，炸得日军人仰马翻。一时间，各处碉堡被炸，伪军纷纷倒戈投降，日军惊慌失措，当地群众抗日热情日益高涨。

　　1942年，苏醒去延安参加全军敌工会议。会议期间，他学习了毛主席《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在杨家岭贺龙处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端详着他说：“苏醒这个名字好啊，人也好啊，有军人气质，年轻有为，好好干，革命需要你这样的年轻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党反动派为抢夺胜利果实，悍然发动内战。担任政治部联络科科长的苏醒参加了包头、归绥战役。12月，晋绥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张宗逊对苏醒说：“美国军事调停组马歇尔将军要来丰镇调停国共两党的战事，你来当交际处长，安排好接待工作。”

　　苏醒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抢修发电厂恢复发电，又找到著名山西梆子演员王玉良，动员其组织戏院搭台唱戏，丰镇城立时热闹起来了。

苏醒与家人合影

　　1946年1月，贺龙以“中共山西司令员”身份同周恩来、叶剑英一道奔走丰镇至北京之间，在谈判桌上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军事调停没有成功，但作为交际处长，苏醒以周到细致的接待工作，赢得国共双方代表和马歇尔将军的一致好评。此后，苏醒随部队参加保卫延安、三打榆林、清涧战役、西府战役等，参加解放西安、兰州、玉门，为新中国成立立下赫赫战功。

　　1947年3月，国民党23万军队进攻陕甘宁边区，中央决定组成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毛主席率党中央向王家湾转移，刘戡率领的国民党29军先头部队离王家湾只隔一个山头。

　　苏醒回忆说：当时我在第一纵队，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同志也在一纵。我们在沟这边，毛主席他们在沟那边，敌人很近，连他们的马蹄声都能听到，情况非常危险，但最终我们还是化险为夷了。

　　榆林战役后，西北战场形势对我军越来越有利。1948年4月21日，胡宗南放弃延安，向宝鸡撤退。彭德怀决定抓住敌军南逃的机会歼敌。苏醒随许光达的第三纵队全线出击，一路穷追猛打，被国民党反动派占领一年零一个月的延安重新回到人民手中。

　　解放军奉命向西安、兰州、西宁进军，把胡宗南部队牵制在西安，不给其机会过潼关进入河南。

　　1949年8月25日，西北野战军向兰州发起了总攻，26日攻占兰州，随即向张掖、武威进军，然后再向青海、宁夏进军。苏醒得知武威城内骑兵团有几位连排长不想逃往新疆，准备起义，将这一情况向司令员许光达作了汇报。许光达说：“只要他们起义，接受改编为解放军部队，原来是啥官职还任啥官职。”

　　经我军争取，骑兵团长窦义带领骑兵团800多官兵宣布起义，接受我军改编，成为西北军第三纵队骑兵团，苏醒任政委。苏醒对骑兵团开始进行政治训练，召开忆苦诉苦大会，激发了战士们对剥削阶级的仇恨，懂得了为翻身解放打仗的道理，部队战斗意志迅速提升。

　　1950年3月，苏醒骑兵团来到青海祁连县剿匪。匪首乌斯满、贾尼木汗、尧乐博斯等民族分裂分子无恶不作，民愤极大。西北野战军从各军抽调骑兵团追剿，乌斯满逃窜到昆仑山一带藏匿起来。次年6月，苏醒率骑兵团从河西走廊追到祁连山，又到昆仑山，经青海湖、柴达木，在茫茫戈壁滩辗转40多天，活捉匪首乌斯满和13个土匪头目。

　　苏醒率领骑兵团在河西走廊、祁连山、昆仑山一带剿匪，历尽了千辛万苦。此后，在张掖成立军马场，饲养军马1200多匹，为新中国骑兵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

　　1951年至1954年间，苏醒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政治系学习，刚逾而立之年的他，终于圆了大学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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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年，苏醒转业到地方工作，任黑龙江省交通厅党委副书记、政治部主任。他积极乐观、兢兢业业，彰显出一个共产党人的无限忠诚和博大胸襟。

　　1968年8月，苏醒接到了副省长陈剑飞的电话：“沈阳军区决定修边防公路，黑龙江沿岸这段任务最重，也最艰苦。省委决定由你担任省国防公路建设指挥部总指挥。你是军人出身，相信你一定能克服困难，完成任务。你有什么要求，尽可以提！”苏醒回答得很干脆：“既然组织上定了，我坚决完成任务。”

　　这条公路原是清朝康熙年间修建的栈道，新中国成立后曾维修过，但线路长、路面窄，砂石翻浆，行车困难，且沿途草木丛生、人烟稀少，自古以来就是令人望而生畏的极寒禁区。

　　苏醒是军人出身，军人的荣誉感不容他退缩。他带着工程技术人员出发了。苏醒白天和大家扛着测量仪器在山林旷野里披荆斩棘踏查路线，夜晚在帐篷里点起蜡烛和油灯翻资料、算数据、绘图表。大家累了，他就给他们唱山西小调、讲抗日故事。

　　经过一个多月的踏查，苏醒提出施工设计方案。省委即刻拍板，在有关单位参加的公路建设协调会上，省领导对大家说：关于工程，一致听苏醒的。

　　入冬前，苏醒组织起2万多人的施工队伍，浩浩荡荡开赴大兴安岭。这里冬季最低气温在零下40摄氏度以下，他给这支队伍购置了越冬粮食和棉衣。最显著的标志是每人都戴着一顶狗皮帽子。后来，当地人一见到厚厚的狗皮帽子，就知道是省里来的筑路队。

　　这条国防公路500多公里，划分为合江地区段、松花江地区段、绥化地区段、牡丹江地区段、嫩江地区段、省生产建设兵团段，中间要架设5座大桥、270多座小桥和涵洞。除了工程技术人员，绝大多数人没有修路经验，更不用说建桥了。

　　三年修完谈何容易！但一个人只要肯上路，就一定有人与你同行。在大兴安岭，苏醒遇到了正在这里修铁路的铁道兵第9师师长田仁明，他的山西同乡。这位师长向苏醒介绍了修桥的经验，他说：“我建议你们还是在冬天施工，虽然冷，但打桥墩比夏天容易得多，夏天河水大、水流急，河卵石容易被冲跑，一旦发生这样的问题，你们损失就大了。”

　　真是他乡遇故知，而且这位故知还是位高人！

　　苏醒组织立即开工。他把自己每天工作时间分成三块：上午与各地区段联系了解进度，帮解决困难；下午在工地上巡视查看，发现问题现场解决；晚上召集大家开会总结一天的工作查找不足。有一次，他告诉施工人员先在路两侧挖出边沟，保证夏季雨水畅通，避免损失。有人问，你是总指挥，像买棉帽子、挖边沟这样的小事你也管？他说：“我必须做到两个负责，一是对你们的生命安全负责，二是对工程质量负责。”

　　就在苏醒热火朝天大干一场的时候，他的妻子冯娜被怀疑为国民党特务，受到错误审查。经调查，原来西安有一个国民党特务也叫冯娜，两人重名，可谓虚惊一场。

苏醒与儿子苏峰 、苏宁在一起

　　1969年底，除了合江地区段负责修建的呼玛大桥外，工程全部竣工，并通过验收。用时仅一年半，比原定工期提前一半。

　　这条国防公路，给边疆各项事业发展带来了极大便利。

　　1969年9月，组织上决定他担任黑河地区革委会副主任。苏醒坚持到1969年底修完路后到黑河上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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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黑河行署副秘书长刘佩勋回忆说：苏醒同志为人随和，整天乐呵呵的，干部群众都愿意接近他。他是当年下基层最多的领导，就连司机们都说苏书记最爱下乡。

　　苏醒与黑河广大干部见面后，就带领黑河地区上海知青赴沪学习汇报团去上海汇报学习。当时，黑河地区有来自上海、天津、北京、郑州、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知青数万人，以上海知青居多。知青们在农村广阔天地，经风雨、长才干，涌现出金训华、傅国资、李志坚、蒋美华等一大批英雄模范，为全国知青树立了光辉榜样。

　　1970年3月6日，苏醒、姚力、李桂琴、王德祜以及爱辉、德都、孙吴、逊克、呼玛、嘉荫带队干部、知青代表78人抵达上海，受到上海各界的热烈欢迎。苏醒在欢迎仪式上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他说：在黑河的上海知青与当地干部群众一道，战天斗地、艰苦创业，谱写了磨砺青春年华的壮丽颂歌，描绘了追求人生价值的磅礴画卷。黑河这片热土正张开怀抱期待着广大知识青年的到来。

　　苏醒的发言激发了上海人民支援边疆建设的热情。6天后，学习汇报团将1000多名中学毕业生送上了北上黑河的列车。

1973年3月苏醒出席中共黑河地区第二届代表大会并发言

　　苏醒知道知青工作还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回到黑河不久，他组织慰问团，用两个月时间走访了404个青年点、38个农林场，占黑河地区青年点的90%以上，并发现了殴打知青、知青欠款、生活管理不善等诸多问题。他在干部会上痛心地说：有的知青干了一年还欠生产队的钱，有的知青穷得连8分的邮票都买不起，有的知青长期看不到报纸和电影，有一个知青宿舍整个冬天没烧过炕……各位想想，假如他们是你们的孩子，你们不心疼吗？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我们失职，我们对不起这些孩子，更对不起他们的父母！

　　苏醒提出，必须妥善安排好知青的生活，帮助他们办好食堂、养好猪禽、种好园田地，对担任食堂炊事员的青年，生产队要给予适当补助。知青的口粮每人每年不得低于600斤。每年对知青宿舍维修一次，计划物资部门要及时下拨维修材料；被占用的宿舍要腾出来，对知青结婚用房生产队要提前安排，知青安置费和建房材料不得挪用。要定期开展文体活动，丰富知青工余生活……对欺辱知青的一律法办，坚决打击一切对知青的侵害行为。

　　这些办法对症下药，细致具体，几个月后，全地区知青点有了很大改观。

　　1972年上半年，黑河工交财贸战线出现了比较好的复苏势头，地直和各县工业产值均完成国家指定计划的一半以上，利润也创造了历史新高。苏醒深入到爱辉县拖拉机修造厂、北安缫丝厂、孙吴县农具厂等企业调研。他发现产品质量看起来很高，有的甚至达到了A级，但这只是出厂的产品，而产品的厂内报废率一直居高不下。有人说，这是阶级斗争没抓好，影响了产品质量。苏醒对大家说，产品就是产品，质量可以从工人的积极性、主人翁责任感上找原因，这是对的，但也要从产品生产环节找差距找不足。他鼓励大家放下包袱，钻研技术，制造出高质量产品来。在孙吴县农具厂，他领着工人解剖了17道收割机刀片生产工序，发现6道工序存在严重缺陷。他们立即改进，产品成品率由75%提高到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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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以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被撤销，不正之风滋生蔓延。1973年苏醒被任命为黑河地委副书记。1974年10月，在全区纪律监察工作座谈会上，苏醒严厉批评了当时干部作风上存在的突出问题，点了一些人的名字。他说：有的党组织对抵御和纠正各种不正之风有畏难情绪，等、看、躲，使一些违纪倾向得不到有力回击和处理。有一名领导干部违反政策为子女安排工作，被清理下来再一次擅自找人另行安排。他要求，党的各级领导班子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带头遵守党的纪律。要善于抓住违纪倾向，用正反两方面典型教育干部和群众。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带头遵守党的纪律，带头抵制和纠正各种不正之风，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

　　1976年8月，苏醒在地直部办委局领导同志学习会议结束时，针对“吃吃喝喝打不倒”的论调，他说：自从贯彻毛主席关于社教批示以来，吃喝风有很大收敛……我们一些同志，什么酒都喝，什么人请客都到，最后吃了人家嘴短，就只好为人家办事了。这就不是生活小事，现在为什么盛行家宴请客呢？有的人就是为了作一笔原则交易的买卖。而我们有的同志，就是热衷于这一套。

　　同时，苏醒多次要求各级党委深入开展整顿，领导要亲自动手，发动群众，搞好调查研究，做到心中有数。继续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活动，倡导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国家机关、部队、团体、学校、企事业单位，一律停止添置非生产性设备，严禁新建、扩建和改建楼堂馆所，严禁公款请客、送礼、看戏、看电影；不搞不必要的庆祝活动，更不许借庆祝活动搞铺张浪费。1977年，他主持查办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案件745起，有力震慑了违纪违法分子，促进了干部作风好转。

　　1979年，苏醒、李天伶等组织清理和平反全区各个历史时期造成的冤假错案，为丁尔弟、程延春、李长林等千余名干部职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1979年12月，苏醒调任黑龙江省第二工业厅副厅长、党组副书记。1983年离休。2004年在哈尔滨逝世，享年8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