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画，当然是过年才贴的画。

　　小时候，贴年画是每个农家的大事，哪怕生活再困难，过年的时候都得买几张年画贴在自家墙上。

　　年画是一个亮点，同时，更是一种庆贺新年和对新年新气象的祈盼形式。那五颜六色的画面，对简陋破旧的农家屋子的作用，跟月亮对黑夜所起的作用没什么两样。

　　至今我还记得家里贴过的年画，最多的是革命样板戏的剧照，比如《红灯记》《红色娘子军》《智取威虎山》《海港》连环画，还有古装的单幅画《柳毅传书》，更有《红旗渠》连环画，经久不衰的当然是有鱼有粮的《连年有鱼》。

　　虽然每年都是在一进了腊月就把年画给买回来，却要等到除夕前才往墙上贴，贴早了，父母怕小孩子不听话，总用手指在画上指指点点给弄脏了或戳破了。

　　也难怪，没什么可看的，总算有了个新鲜的画，我们那些缺乏见识的孩子，怎么能够忍得住好奇心呢？

　　自从识字起，我就能在最短的时间里，把每张年画的画面和文字说明都烂熟于心，以至于每次兴致勃勃地给不识字的人讲起来，都是完整准确又流畅的。

　　那些上了墙的年画，你也摸他也看的，没几天，就因为墙面不平整出现凹凸，凹陷处还算干净，而凸起处被摸出来的污渍，在阳光或灯光下反着黑色的亮光，真的不好看了。再加上做饭取暖和吸烟等生出来的那些烟的“熏陶”，大多年画都等不到下一年接上新的，就破旧不堪了，使得好奇的小孩子也终于耗尽了热情。直到旧的去了新的来了，我们的好奇和兴奋则又被重新唤醒。

　　记得有一年在我们兄弟姐妹争风吃醋地抢着念年画上的文字说明时，忘了加小心而把崭新的年画给扯了一个大口子，父亲板着脸说：“要不是大过年的，非每人揍你们一耳掴子不可！”父亲的严厉我们是知道的，所以，我们都非常感激救了我们的“年”。过年了吃好的穿新的，该挨揍的都能躲过去，我们真的好希望天天都过年。

　　说到买年画，我还有一段特别的记忆。我读高一时的那年寒假，跟母亲到县城买年货，东西买的差不多了，母亲在商店门口看护着一大堆东西，让我去相隔几十米处的新华书店买年画。我像接到圣旨一样，飞快地跑进新华书店，边举头望明月般的挑选，边查看中意了的年画上贴的号码标签。买画时要跟售货员说号码而不能提画的名字，可是我近视，无论怎么眯缝着眼睛使劲儿地看，都是雾里看花花非花的结果。身边都是人，只是没有一个我的熟人，没戴近视镜的我，瞪着一双大眼睛，也不好意思向陌生人询问。心急如焚地转悠了半天，我只能满头是汗地跑回母亲身边。母亲见我空着手，就没好气地问我为什么，看着冻得直打哆嗦的母亲，我懦懦地回答说：“我实在看不清楚画上的标签号。”母亲叹了一口气说：“你看着东西，我得赶紧去买，要不，就赶不上人家的方便车了(那时，我家和县城之间不通公共汽车，只能搭乘不容易遇见的方便车)。”冒着被难得的方便车扔下的危险，都得买到手，可见年画在以我们家为代表的农家人心目中的位置是多么重要了。

　　如今，快过年的时候，在市面上仍能找到卖年画的摊位，只是，那些原来的纸质的年画，多被塑料质地的年画所代替了。

　　我想，无论是什么质地，年画所蕴含的特别意义都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