叩开中俄(苏)关系史之门，一个特殊的群体展现在眼前。他们或来自中俄边境地区，或来自内地省份，或经陆路一路艰辛，或经水路长途跋涉，来到地域遥远风霜寒冷之地，漂泊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广袤土地上。

　　赴俄华侨在远东地区经济发展中扮演不可替代的角色，成为俄国开发远东地区的重要劳动力资源，为远东大开发作出了突出贡献。

华工：旅俄华侨的特殊群体

　　旅俄华工是中国社会由于帝国主义侵略而发生巨大变化的产物。为开发远东地区，俄国政府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实行大规模移民，迫切要吸引国外劳动力弥补国内劳动力的不足。华工中以山东籍人数最多，其他省份的人也占相当大的比重。其中较有影响、形成一定规模的有东北三省、河北、江苏、浙江、广东的华工。赴俄华工随着俄国的需求而逐年增多，具有较大的流动性。他们春至秋归，像候鸟一样，分散在远东各个地区，从阿穆尔的西北向东至尼古拉耶夫斯克，沿乌苏里江的右岸往南至波西耶特，从日本海同朝鲜的国境线边岸一带到奥莉加湾，到处都有华工的身影。这种分散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工期的长短、工资标准和工人的生活条件。华工有长期居住的，还有数目极大的季节性的短期打工者，更有居无定所的渔猎、采摘人员。这些做粗活的华工作为矿工遍布大森林，作为农工遍布乡村，作为城市建筑工遍布各建筑工地，作为修理工、装卸工走街串巷，到处可见。

　　早期赴俄华工生活在祖国被帝国主义列强欺凌、奴役、蚕食、瓜分的年代，在国内处于社会最底层，受到不平等待遇。他们背井离乡来到俄国，却依旧未改变被奴役、剥削的命运。在俄国，华工被称为“苦力”“老伯代”“跑腿子”，受尽俄国官僚、资本家的压榨，华工的付出与所得报酬和待遇不成正比。华工大多从事俄国工人不愿意做的最危险、最累、最脏的苦工，每天工作10到16个小时，工作稍有怠慢或差错就要遭到监工打骂或扣罚工资，根本谈不上劳动权益的保护，人身安全也得不到保障，只有少数会俄语的“俄国通”或者与俄国妇女通婚的华工生活较好。在远东大开发建设中，华工更是用鲜血和生命抒写了一部辛酸的血泪史。

　　俄国城市里华工在各行业所占的比例较高，占据主导地位。据1910年俄国政府官方统计资料，在俄国从事公务劳动以及在金矿和乌苏里铁路工作的外国人共有51404人，其中华工占95%以上。1913年华工占远东采金业劳动力总额的87.6%。这一比例说明了华工在远东大开发中的作用以及远东工业对华工的依赖程度。1910年，远东地区共有120万俄国人，中国人口占总人口的10%至12%，然而他们的经济贡献是巨大的。在阿穆尔省其他私营企业中华工的日平均工资是1卢布68戈比，月平均工资是42卢布。在滨海边疆区的国有企业中华工的日工资在1卢布13戈比左右。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做建筑销售，在阿穆尔省和哈巴罗夫斯克做工程师的工资可以达到2卢布6戈比。一般来说，俄国工人工资比华工高出0.5-1倍，甚至干农活前者的劳动报酬比后者高出25%-30%。

　　华工是远东劳动力市场的主力军，成为远东资本积累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远东地区的经济开发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加速了俄国远东大开发的进程。

华商：旅俄华侨的中、上层阶级

　　在远东大开发初期，俄国移民的主体是哥萨克军人、农民、职员和知识分子。由于移民类别多而总量相对小，经济生产能力低下，所以粮食和日用消费品奇缺，从该国欧洲部分的工业城市中运来的商品因路途遥远价格奇高，给中国商人从事跨境贸易带来了机遇。华商赴俄贸易从1860年开始，到1870年形成规模。华商运销的商品种类繁多，物美价廉，大大丰富和满足了远东地区俄国人的生活需求。华商通过海路和陆路到达俄国远东地区，并深入俄国中部、西部以及俄蒙边境的库伦、恰克图等地经商。在远东阿穆尔省、滨海省，华商建立了一个分布非常广泛的小零售商店经营网络，这个网络延伸到了俄远东地区最遥远的乡村，以满足市民生活商品的需要。翁特尔别格说：“没有任何一个买卖里，我们会看不到中国人，从市场提供生活必需品——粮食、肉类、蔬菜开始，到小本生意、市场的货摊，以至省内各主要中心城市，直至乡村的常设商店，到处都可以看到中国人……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中国商店数量与年俱增，小本生意几乎完全由他们操纵。”

　　华商在商品贸易及创办企业方面是非常出色的，华商之间团结协作，联系密切，统一商品价格，低价销售商品，低工资雇用劳动力，具有俄国商人无法比拟的优势。华商中以沿街叫卖的小商小贩为主，他们采用赊账、代销、易货等各种灵活手段，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对俄商一度形成了较强的竞争压力，在商业经营领域占有重要地位。虽然华商经营的大企业为数不多，但是两国企业间的良性竞争降低了物价，使当地居民得到了实惠。由于华商经营的企业具有资金周转灵活、薄利多销、雇用劳动力工资成本较低等俄国企业无法与之竞争的优势，零售批发业迅速占领并垄断远东市场，他们在与俄国商人的角逐中赢得了先机。1870年，符拉迪沃斯托克已经发展为俄远东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这里的华商数量在各国驻该城商人群体中居于首位，商号数量最多，资本总量最大，达一千数百万。1877年底，南乌苏里斯克地区和符拉迪沃斯托克港口的居民数达到15106人，按贸易额计算，每位居民每年花费近20卢布来购买中国商品，而当时南乌苏里斯克地区只有26名俄商，可见该地区的贸易掌握在华商手里。

　　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俄国人的企业同华商的企业特别是小店铺根本无法竞争。根据1893年达塔的一份报告，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有中国店铺127家，俄国店铺23家。根据阿穆尔财政厅厅长的资料，在1909年的海参崴有中国店铺447家，俄国店铺99家；到1910年，这里有中国店铺625家，俄国店铺181家。在1883年以前，双城子尚无一家中国人的店铺。1909年双城子有华商店铺245家，俄国店铺48家；到1910年，这里的华商店铺为272家，俄国店铺106家。

　　从资金总额看，1908年，海参崴资本20万元以上华商共有16号，2万元以上华商有100余号，千元、百元以上者400至500号。海参崴商业的盛衰是以华商的盛衰为基础，如果华商企业发展，海参崴的商业就会出现“市面日见繁盛”的景象，如果华商元气大伤，海参崴的商业就会出现“市面萧条”的局面。

　　布拉戈维申斯克是近代中俄商品贸易的一个交通枢纽，在活跃俄国远东地区经济发展上起到核心作用。早在19世纪中后期，两岸中俄居民采取集中经商互换贸易。20世纪初，布拉戈维申斯克到处可见华商开设的店铺，十分繁华。据《瑷珲县志》记载，有华商经营的店铺500余家，当时，商铺被俄国政府按资本及经营种类划分为一至四号票，并依据分号缴纳税金。一号票多为外国人经营的商行，资本在5000卢布以上；二号票有华商12家，资本在3000-5000卢布，主要经销布匹、绸缎、衣料等；三号票为华商经营的杂货日用品商店，资本300-1000卢布；四号票为随处可见的经营日用小商品的摊床和小作坊等。

　　华商进货渠道非常广泛，从国内外均可进货，经营品种繁多。布拉戈维申斯克还有很多中国的手工业者开设皮鞋店、成衣铺、帽子铺、照相馆、列巴铺、香肠铺、糖果铺、薄铁铺、浆洗坊等。据1910年资料显示，俄阿穆尔共有67家总流动资本超过264400卢布的华商企业；滨海地区有1078家总流动资本超过3643020卢布的华商企业。与此同时，该地区还新成立了1144家总流动资本超过24987920卢布的俄国和欧洲企业。华商的企业规模较小，平均每位华商的流动资金为3192卢布，俄国商人的流动资金为21755卢布。尽管如此，华商企业在为当地居民提供生活必需品上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

　　旅俄华商致富不忘祖国和家乡，如早期黑河旅俄华商毕凤芝、邵宗礼、金秉恒，他们回国后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兴建房屋，投资建厂，大力发展工商业，促进了黑河地区经济的建设和发展，为地方经济发展作出突出贡献。华商毕凤芝在黑河城兴建时，抢抓机遇，领取大片街基，成为黑河屈指可数的房产家之一，为黑河城镇建设投入大量的精力和资金，如今黑河王肃街上，充满异域风格的典型的俄式建筑黑河旅俄华侨纪念馆就是他早年兴建的。

　　华商邵宗礼耗巨资建造房产、开办商号广聚公，与人合伙开办金矿并投资兴建两处戏院。作为慈善会会长他乐善好施，率先捐款、捐物，带领乡民扩充、整理贫民院房舍，为灾民准备食粮，苦心经管贫民院。

　　归国华商徐鹏远在黑河创设徐家分号万福广烧锅，采取手工作坊制酒，利用地缘优势，产品销往黑河对岸的俄罗斯。在二十世纪初黑河百业待兴时期，他还开设裕源金矿采苗公司、恒曜电力电灯公司，为黑河的衙署、局、所、商铺共装电灯728盏、路灯48盏，开辟了黑河用电之始。他投资兴建了万发和、瑞兴祥、德昌火磨公司等商号，创立松树沟煤矿，兴建赛马场，实现改良马种、尚武实边的目的。他还在黑河购买了13932平方米的土地，建立房屋和厂址，成为有名的房产家。1923年，徐鹏远在五道豁洛创办振边西皮酒烧锅，力图振兴沿边实业，历经四年建成7849平方米的振边酒厂，年产3000吨，就其规模是“东北十六家酒精厂中设备最完善、生产能力较高的一个工厂”，在当时也是国内一流的现代化酒厂。

　　山东掖县(今山东莱州市)的华商张廷阁曾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一家杂货店当店员，后负责业务并全权经办双合盛大型百货公司，是符拉迪沃斯托克首屈一指的商业大户，被推举为崴埠中华总商会经理。在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下，他把资产调回国内投入工业。日俄战争前，他在哈尔滨的义合成杂货店投资5万卢布。1913年，张廷阁又在黑河设立一个分号，在国内建立落脚点。1931年，张廷阁支持抗战，为“江桥抗战”的马占山部捐款捐物。

　　早期旅俄华商拉街基、兴建房屋，使黑河街道初具规模，拉开黑河早期建筑的序幕；他们投资建厂，壮大黑河的经济力量，成为黑河知名的民族资产家；他们建立跑马场，改良马种，促进畜牧业发展；他们引进俄罗斯农耕用具和先进的碾米机器，加快农业发展，促进黑河经济繁荣，成为当地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华农：旅俄华侨的农民群体

　　华农在远东地区积极开展农副业生产活动，中国的农耕技术远比俄国先进，华农把长期积累的耕种经验带到了俄国，向当地俄国人传授耕种技术，远东地区农村开始实行中国的垄耕法。华农不仅种植粮食，还发展蔬菜栽培技术，在农副业生产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二十世纪初，距俄国布拉戈维申斯克5公里的北部郊区，俗称“小北屯”，集居着许多华侨，这些华侨多半是清朝末年从山东、河北一带逃荒到俄境的农民。他们以种植蔬菜和出卖苦力为生。小北屯农民是种植蔬菜的行家，种植的品种有西红柿、马铃薯、黄瓜、洋葱、胡萝卜等俄国人日常喜爱的蔬菜，华农把自己种植的蔬菜运到市场销售，还有部分华农在玻璃暖窖中培育鲜花，供应城市居民。

　　华农在乌苏里江沿岸俄国居民点附近开垦大片耕地，用于栽种白菜、土豆、西红柿、黄瓜、洋葱、大蒜等。华农种植蔬菜技术好，产量大，农产品非常畅销。有的华农直接将这些蔬菜运往城市，在市场、广场、城市十字路口等处设蔬菜销售点卖给当地俄国居民，还有的华农沿街叫卖出售。俄国居民也可以提前订购蔬菜，华农送货上门，货到付款。1882年至1883年间，新鲜蔬菜在俄远东地区供不应求，华农在远东地区建立118个蔬菜种植基地，有493名华农在这里耕种。在符拉迪沃斯托克1名华农为25至26名俄国居民供应蔬菜，这充分证明了华农在当地农业发展中的作用。早期阶段，俄国对华农从事农业生产一直采取宽松政策，直到二十世纪初期，俄国政府都没有对华农的种植活动进行过监管，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使华农队伍的发展壮大。华农种植的粮食和蔬菜不仅满足了当地居民的生活需要，还为远东提供了大量的出口产品，繁荣了远东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