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里屋的西墙上挂着两个父亲留下的老物件，一件是一把马尾巴弓子的二胡，二胡是木柄的，八角形的传音筒，要在上面滴上松香才能拉响；另一件是兽医专用的医药箱，医药箱已看不出是什么颜色，上面红色的“十”字依稀可辨。

　　二胡是父亲年轻的时候买的，最初二胡在父亲的手中不过是一件简单的玩具，就像有人含在口中吹响的树叶一样。乡村生活很枯燥，父亲就把这样的日子用二胡拉得如泣如诉。

　　那时村里没有兽医，父亲的哥哥是公社保送到城里畜牧学校的大学生，毕业后被分配到某兽医站工作。兽医站离老家不到百里，我大爷经常骑着摩托回来，手把手教他的弟弟，教他怎样给猪打针，怎样劁猪(阉割猪仔)，教他怎么给牛马看病……父亲很聪明，这些东西一学就会。我大爷指望他的弟弟当一名乡村兽医，二胡拉得再好毕竟无法当日子过。

　　有时候一个人爱好什么，带来的也未必就全是快乐。正所谓世事弄人，后来发生的事情，不但改变了我大爷为我父亲的设想，也改变了父亲全部的人生历程。

　　如果不是一个下乡的公社干部发现了父亲的才华，也许父亲就不会知道他手里的二胡还能为人民服务，也许父亲就真的成了一名乡村兽医。

　　当时公社干部让父亲参加社教宣传队的时候，父亲有些顾虑，怕不长久。可公社干部说，有这样的手艺，不为人民服务太可惜了，于是父亲扛着行李卷和一把二胡加入了公社宣传队。

　　在宣传队走村串户搞宣传的那段时间，父亲很轻松，因为只要拉好《东方红》《社员都是向阳花》《浏阳河》等曲子就等于干好了工作。父亲用一把二胡为自己创造了不少奇迹，在此期间父亲还入了党。正当前途一片辉煌的时候，宣传队解散了，父亲又扛着行李卷和二胡回了家。

　　两年后公社要紧急培训一批乡村兽医，父亲却不能去了，因为身为党员的他此时已是生产队队长，有一大摊子事情等着他，父亲只好把培训的机会让给了村里一个身单力薄的人。

　　许多年后，我大爷回老家的时候，村里许多家都盖起了砖房，而父亲依旧住着两间茅草房。在酒桌上我大爷喝醉了，他对父亲说，假设你不去拉二胡，假设你不当队长，假设……最后大爷端着酒杯哭了，因为人生是经不起那么多假设的。大爷没有再说下去，而是跳下炕，让人从猪圈里抓回一头小公猪。大爷把小猪按在地上，把我叫到面前，从随身的包里拿出一把劁猪的刀子，然后把刀子交给我，大爷要教我劁猪……小猪在地上没命地叫着，大爷一边流泪一边教我怎么做，我也一边流泪一边听大爷的摆布。我明白大爷心里难受，大爷是在惋惜着什么，恨着什么，可一切已经无法改变。

　　村里有了兽医后，父亲就把医药箱挂在了墙上，偶尔有人来借药针用，借出去的有的忘了还，有的用坏了，借来借去父亲医药箱里的药针越来越少。最后一个药针毁在我的手里。我清楚记得，新年包饺子的时候，父亲用擀面杖擀饺子皮。我没有擀面杖，就偷偷拔出玻璃管的药针内芯当擀面杖，我不会擀，就把一团面放在碗底，用手里的“擀面杖”去杵，面团没有杵成面饼，“啪”的一声，父亲医药箱里最后的药针就这样毁了。父亲骂了我一句，“真能祸害人”。

　　我上中学的时候，父亲组织了一个二人转小剧团，在小剧团里父亲依然拉二胡。父亲想带着小剧团走村串户去挣钱，可折腾了半年，只在村里演出一场就散伙了。父亲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也老了，折腾不动了，只能守着几亩薄田过清贫而平淡的日子。

　　自从父亲离开了，二胡就一直无声地挂在墙上，没有人再去拉响它。而医药箱早已经空了，里面连一个针头也没有。一把二胡、一个医药箱，串联着父亲全部的人生。如今，它们就像一段历史的特写，斑驳地挂在墙上，而这段历史也许只属于父亲，也许属于许多和父亲有着同样经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