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8年5月28日《瑷珲条约》签订，将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60余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俄国，中国国界线由外兴安岭移至黑龙江，黑河成为了边境城市。条约还规定：“两国所属之人互相取和，乌苏里、黑龙江、松花江居住两国所属之人，令其一同交易，官员等在两岸彼此照看两国贸易之人”，在鼓励通商互市的背景下，黑龙江两岸黑河与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之间的贸易开始发展。

海兰泡的中国板房市场

　　这一时期，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的俄国移民数量快速增长，对贸易的需求量不断加大，迫切“邀请中国商贾互市”，以解决移民日常所需。随后，俄国又通过多个条约推进边境贸易，1859年《黑龙江通商条规》规定“通商后两国卖货俱不征税”，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规定“此约第一条所定交界各处，准许两国所属之人随便交易，并不纳税。各处边界官员护助商人，按理贸易。其瑷珲和约第二条之事，此次重复申明”，1862年《陆路通商章程：续增税则》规定“边界贸易在百里内均不纳税”，1881年中俄《改订陆路通商章程》规定“两国边界百里之内准中、俄两国人民任便贸易，均不纳税”。免税政策的持续加持，加之商民在大黑河屯与海兰泡之间可以自由往来的便利条件，不仅极大降低了黑河过江贸易的成本，更是吸引了各地商人来到黑河开设商铺进行过江贸易活动，就连近处的瑷珲也“始有在黑组织分号者”。一时间，大黑河屯依靠地缘之利“因商而兴”，从“仅有种地旗户十数家”的小村屯成为了商贾“日以过江贸易，颇见发达”之地。

　　黑河对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的出口贸易以肉类和粮食为大宗，“左岸俄民繁聚，应用食粮诸货甚多”，特别是肉类数量较大，这与俄国人的饮食习惯息息相关。据季米特里·包兹特涅耶夫编辑，郭蕴深、马越山节译的《十九世纪俄国同中国东北地区的边境贸易》所载，1894年和1895年出口到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的肉类占到贸易额的将近三分之二。

　　从宽城子(长春)和奉天(沈阳)运来中国的欧洲、美洲高档纺织品，朝鲜的廉价纺织品、马尼拉的雪茄、澳大利亚的火柴和洋油等外来商品，也通过黑河出口销往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及远东各地，“黑河和瑷珲居民主要充当经纪人”。

海兰泡的华商商店

　　除此之外，烧酒是黑河主要的出口热销商品，利润十分可观，1普特(1普特=40俄磅≈16.38千克)烧酒在黑河的价格是3.5～4.5卢布，在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的价格为3.5～6卢布。但因俄方1862年起就禁止进口烧酒，“百货任便，惟禁烟酒，犯者重罚”，因此烧酒贸易都是通过走私完成的，数据无法确切统计。

　　同比1894年黑河向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年出口商品127万卢布的贸易额，从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进口商品到黑河、瑷珲的贸易额与之差距还是十分悬殊的，仅为24.2万卢布。聂士成在《东游纪程》中称：“每日中国往海兰泡者络绎不绝，俄国往黑河屯者甚寥落。”

　　以下是来自季米特里·包兹特涅耶夫编辑，郭蕴深、马越山节译的《十九世纪俄国同中国东北地区的边境贸易》的数据：

　　随着两岸互市贸易的发展，在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的繁华地段也渐渐形成了固定的中国板房市场，俄方“准我商户在于该城冲繁之闾修设板房，致有二十余处(即今太子门之街是也)”。那时，“早十钟渡江开门利市，各户燃放鞭炮，俄人大小欢舞非常。晚四点闭门上锁，全返右岸(黑河)”。

　　此阶段，俄方虽未设专门的边贸管理机构，但为了稳定社会发展，也给予了中国商户较为有力的保障，“其板房街市，该俄夜则派兵执枪看守，昼亦有兵弹压，勿论何物弃置房傍，向无丢失之说”。我方地方官自双方贸易起就一直进行管理监督，从《瑷珲条约》签订后一直到庚子之年(1900年)“践行未移赴”。为解决边境通商后“因互市繁盛，是非增多”的状况，理民厅(司外来客民的民事管理事宜)派专人赴黑河驻守治理，“十日一班，前后轮替，管理商户过江互市贸易各事……副管亦在左市弹压”，后来又因“通商事繁”设立了黑河卡伦，“由兵司中派委卡官一员，带领办事笔帖式一员，并书差等，按一月一班轮替住守”。

　　19世纪末，华商在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经营的商铺已达500多家，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华昌泰、同永利和永和栈3家日用百货商店。华昌泰坐落于东西走向的布鲁塞大街，商铺是二层楼房，店员雇用了100多人，执事是广东人梁献臣，他精通俄语，曾任华人商会会长，店掌柜是罗鹤华和冯云祥二人。同永利和永和栈都是山东掖县人经营的商店，各有十多个伙计。

　　1900年，黑河与布拉戈维申斯克的边境贸易随战争的发生被按下了暂停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