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中共中央发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东北局派延安干部团长途跋涉从延安抵达北安，建立了中共黑龙江省工作委员会，当时的黑龙江省是在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完整省份。

    这是一片红色的土地，有着厚重的历史记忆。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东北抗日联军的指挥中心和后方基地；解放战争时期，这里是北满根据地中心之一，烈士赵光就牺牲在这里。这里孕育了深厚的北大荒文化，地域内有四个大型国营农场并建立了共和国第一个国营机械化农场，培养了共和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是《老兵新传》的故事发生地和电影拍摄地。

黑土地上的英雄赵光

　　赵光，最初是一位革命烈士的名字。后来，为了纪念这位烈士，人们把他当年牺牲的地方国营通北机械农场改名为赵光农场。

　　赵光农场是1947年12月创建的国营机械化农场，位于中国版图雄鸡之睛的北安市南部，是我国东北边陲地处小兴安岭西南脚下的粮豆之乡。

　　赵光同志是中共党员，贫农出身，河北省人，生于1922年，17岁就参加了革命，投身于抗日救国的革命洪流。他曾舍生忘死，长期在敌后做地下工作，由于功勋卓著，被组织送往延安抗大学习。

　　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祖国光复后，为建立和巩固东北根据地，根据党的指示，赵光同志从延安来到东北，负责建立通北县人民政府工作。

　　通北县原位于赵光农场一分场场部所在地，现为赵光机校。1956年3月，通北县撤销，原县属通兴镇改为通北镇，原通北车站改名为赵光车站。

　　在苏联红军的配合下，我们的武装力量迅速占领了东北各据点，大批日伪官员纷纷逃离或隐退，通北县局势十分混乱。赵光同志的公开身份是通北县人民政府秘书。

　　以反动会道门“家礼教”头子、通兴镇大地主卢慧杰，日伪汉奸王延举，通北车站日伪铁路警尉补辛荣久为首的日伪残余土豪劣绅与国民党哈尔滨伪党部暗中串联，趁通北县无人理政之机，勾结原县日伪军队的李向阳等人，在通北县各地城乡成立了维持会，控制了通北县的地方政权与武装。

　　为了迅速稳定通北县政局，结束混乱状态，党决定立即接收县政府，成立通北县人民政府。赵光同志和其他同志一起，一到通北县就遵照党的指示，深入劳苦大众之中，给他们讲革命的道理和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他与同志们带领着全县广大贫雇农斗争恶霸地主，镇压日伪汉奸，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肃清土匪武装，保卫人民革命的胜利果实，使通北县革命形势快速发展。

　　赵光同志以县政府的名义，日夜伏案奋笔疾书，起草了大量的除匪锄奸、清算地主恶霸血债、禁烟等布告和文件，以卓越的工作能力，优秀朴素的革命作风，深受人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

　　卢慧杰等人与日伪军李向阳等人，看到通北的革命形势恨之入骨，他们伪装积极，打进我人民政府内部，窃据要职，掌握我党重要机密。李向阳曾任县公安局督察长，后又任县治安大队中队长。辛荣久任通北车站治安分队长，王延举任通兴镇维持会长兼治安主任等，基本上控制了全县的地方武装。

　　1945年11月18日，通北县人民政府代表团在通兴镇召开民众大会，进行民主选举。会议由维持会长王延举主持。可近千人的各界群众的选票，选王延举的却寥寥无几，这使与会的政府代表们大为惊诧。经过政府会后广泛调查，群众揭发检举了王延举的大量罪行。代表团当即决定，将王延举扣押审判。会后，卢慧杰、王延举惊恐万分，急忙秘密串通辛荣久、李向阳等人提前叛变。

　　12月19日早，通北车站(现赵光车站)的辛荣久接到了“通兴已叛出”的消息，随即车站治安分队也宣布“叛出”。就在这群匪徒正调集武装、准备勾结县城内的李向阳匪帮攻打县政府的紧要关头，赵光同志带着警卫员邢殿犀等五名同志，因去北安请示工作和领取枪支，一大早就从距车站东北四公里的通北县城乘“马爬犁”来到通北火车站，准备乘火车去北安，但因火车晚点，几个人就在车站站长室等候上车。

　　8点钟左右，叛匪贾连山发现赵光同志，他气急败坏地跑到车站以东30米处的治安分队部向辛荣久报告，辛荣久领着众匪包围了候车室，他自己带人从东大门闯入，一进站长室就见赵光同志正与大家坐在一条长木凳子上谈话，警卫员邢殿犀抱着枪，蹲在一旁的炉子边烧火加木柴。辛荣久满脸堆笑假惺惺地对赵光说有要事相谈，将赵光骗到屋外。出了站长室，还没跨过候车室大门，辛荣久就突然大声说了一句“：通兴叛变了。”这是一句事先约定好的暗语，赵光听了猛然一愣“，砰”的一声枪响，子弹从赵光同志耳边擦过，匪徒徐洪荣开枪了。赵光同志回身一把就用双手扣住了辛荣久的衣领，怒目注视着敌人。徐洪荣、宋振武对着赵光同志“砰砰”又是两枪。赵光同志虽身中两弹，但他英勇不屈，仍使尽全身的力气用钢钳般的大手紧紧抓住敌人不放。辛荣久十分恐惧，拼命地将赵光同志推倒在地，赵光同志手捂着胸口倒下了，一腔鲜血倾注而出，洒落在通北大地上，年仅23岁。这股土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分别被我军击毙或人民政府镇压。

　　为了纪念赵光烈士，1949年6月20日，通北县人民政府在通北火车站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并修建了“赵光烈士纪念碑”，把这个地区改名为赵光地区，把这个车站改名为赵光车站。为了更好地纪念赵光烈士，1959年把赵光车站所在地的全国最早的国营农场之一——通北机械农场正式改名为国营赵光农场，让赵光同志的名字永载史册。

新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梁军

　　“看，我们的拖拉机，身上带着铁犁。耕起了草原万里，我们是生产的动力。开吆，开吆！开遍了祖国大地……”

　　这是早年德都萌芽乡师农场拖拉机手们唱的歌——《拖拉机手之歌》，唱出了北大荒垦荒姑娘的心声。这首后来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歌曾风靡全国，拨动了千万个立志垦荒的女青年的心弦。

　　这支歌的“领唱人”就是梁军。她1931年出生在德都县乡村的一个穷苦农民家庭。15岁秋天，从延安来的老干部、原黑龙江省干部学校校长高衡到村里参加土改运动，看到许多农民的孩子因为家庭生活困难不能上学，感到十分不安。于是，在县委的支持下，他在离县城30多公里的地方选了一片撂荒地，利用原伪满开拓团的几间破草房，动员了几位有志于乡村教育事业的教师，创办了一所简易师范学校。于1947年3月招生开学，定名为萌芽乡师。

　　梁军告别了父母，走进了这所半耕半读的学校。当时，学校仅有5张桌子，50多个学员都是农村的穷孩子。校长高衡带领学生们自己纺纱织布解决过冬棉衣，又去孙吴荒野拣回伪满开拓团扔弃的农机具开荒生产。

　　1948年3月，萌芽乡师决定扩建乡师农场并指派一批学员去北安参加拖拉机训练班学习。这个消息犹如春风，吹开了梁军的心扉。她早就立志向苏联电影里的女拖拉机手巴莎学习，当一名女拖拉机手，于是她主动找到校长高衡，再三央求和男同志一起学开拖拉机。谁料校长说训练班不收女的，再说女学员开车太埋汰、太累，生理上又……

　　“那么，巴莎呢？”她问。

　　“巴莎……”校长突然被问住了，心里暗暗地为眼前这个倔强的姑娘叫好。

　　梁军终于说服了校长，成了北安拖拉机训练班70多名学员中唯一的女学员。训练班里没有单独的女宿舍，而且宿舍还是大通炕，她进屋后只觉得周围70多双眼睛看着她。她满不在乎地把行李往炕里一扔，对着镜子把长发一剪，就在男宿舍的旮旯住下了。开始的时候，有的男同学看不起她，她就往炕上一坐，较上了劲，下决心一定要学好。白天梁军和男同学一样在机车上训练，晚上躲在屋角点着小油灯整理笔记。两个月后进行结业考试时，她不但学会了开车，而且还学会了简单的修理。最终，她考上了拖拉机驾驶员。

　　5月初，梁军和另外两位驾驶员开着省政府拨给学校的三台崭新的拖拉机回到萌芽学校。从此，她被称为新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有了拖拉机和部分农具，扩大耕地和办农场的计划就可以实现了。18岁的梁军不但顶班驾驶，而且开始带徒弟了。第一个徒弟是吴玉珍，接着又带了一批女拖拉机手。开荒点离学校30多里地，她们就在地头搭一个小窝棚，刮风透风，下雨漏雨。她们整天野外作业，满身油泥，风吹日晒加上营养不良，喝的泡子水，吃的糕楂子饭，梁军身上长了疥疮，又痒又疼，但她没有叫一声苦，也不回校治疗，每天坚持工作十五六个小时，一天下来，蒙尘带土，除了眼睛白牙白，浑身都是黑的。头一年，她们开新荒3400亩，播种1950亩小麦，收获15000多公斤粮食。

　　1949年1月，梁军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个女拖拉机手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妇女代表大会。1950年5月，吴玉珍、陈亚茹等五位女同学考为拖拉机驾驶员后，梁军提议成立中国第一支女子拖拉机队。1950年6月3日，萌芽学校宣布新中国第一个女子拖拉机队正式成立，并命名为“梁军女子拖拉机队”。县委、县政府和县妇联送来了锦旗、贺信。在全校几百个教职员工的掌声和鼓乐声中，队长梁军带领11名学员，庄严宣誓：

　　“我们决心团结广大的妇女一代，一道参加生产建设，为新中国农业机械化奋斗到心脏跳动的最后一分钟……”

　　她们就驾驶着机车，向新荒原进发了。

   “哦，火犁，你是钢铁的战马，火犁，你是我们亲爱的战友，你发出愉快的声音，我们已到开耙的时候，驾着战马走遍田野……”

     歌声传遍了北大荒。不久，通北机械农场也成立了女子拖拉机队，来自工厂、农村、学校的21名姑娘集合在一起，命名为“第二女子拖拉机队”。姑娘们拥有4台拖拉机，4台联合收割机，承担914公顷耕地，当年打下了千余吨粮食。

     1950年9月26日，萌芽学校推荐梁军为出席全国第一届工农兵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大会的代表。到北京后，她把拖拉机队开荒生产的情况和为建设新中国的雄心写成决心书，一起寄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很快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在大会上，梁军作为农业代表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朱德总司令的亲切接见。毛主席给“萌芽学校”题写了校名。梁军说，德都萌芽学校是我的母校，当时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农业人才，受到毛主席和中央的肯定。11月，《人民日报》发表通讯《新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梁军的事迹传遍全国。

周恩来总理签署的奖状

　　在北大荒博物馆的第二展厅里，陈列着一张由周恩来总理签名、国务院颁发的奖状。

　　这张奖状长约76厘米，宽约53厘米，沿边不少地方已破碎，但国徽、麦穗等上下花边图案和中间的文字依然清晰。

　　这张弥足珍贵的奖状，纸色已经发黄。奖状用繁体字写着“国务院奖状，奖给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黑龙江省北安县福安农场。”落款是“总理：周恩来”。时间是“一九五八年十二月。”

　　福安农场是1955年经黑龙江省公安厅劳改局批准，由福安、新建两个劳改大队合并而成。对内称黑龙江省第四十劳动改造管教队，对外称黑龙江省地方国营福安农场，经历了劳改、劳教和国营农场三个发展时期。1968年8月归属克东县；1972年黑龙江省国营农场管理局成立后，福安农场划归嫩江农场管理局领导；1975年划归北安农场管理局；1979年同赵光农场合并后称赵光农场四分场。

　　1958年，福安农场2.53万亩大豆平均亩产157.5公斤。1958年12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先进单位代表大会，会上，国务院颁发的由周恩来总理签名的奖状，对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给予奖励。垦区获此殊荣的还有：赵光、宁安、红星、花园、大西江、农场和宝泉岭农场二分场和二分场七队。

　　周恩来总理对北大荒的开发建设给予了很大的关怀，他生前对北大荒的发展寄予厚望。

　　农业部原副部长张林池在回忆中说：1961年后，总理想把东北地区的商品粮基地统一管理起来，并通知黑龙江、吉林和辽宁各派一位书记来京进行讨论，当时的合江农垦局局长张林池也参加了会议。总理提出建议，由三省共同建一个“农垦总局”。张林池向总理建议把“农垦总局”设在黑龙江省。周总理指示用“东北农垦总局”的名称。张林池又向总理提出，今后开垦的荒地主要在合江地区(现在人们称为三江平原)，因此总局不要设在哈尔滨，以设在佳木斯为好，那里离荒原近，并给总理看了合江地区的地图和佳木斯市的位置，总理同意了。

　　1962年，周恩来总理去大庆时，专列停在哈尔滨。王震请周总理到垦区来视察，因为实在没时间了，周总理就请当时的东北农垦总局党委书记兼局长张林池到专列上，周总理听取了张林池的汇报，很满意，并鼓励他一定要把北大荒建设成我国商品粮基地。

　　1965年2月的一天，当时任东北农垦总局局长的王正林、总局计财处计划科科长张福如和农垦部的领导陈漫远、肖克及新疆兵团政委张仲瀚，在中南海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总理坐定后，拿出一张表看了一眼说“：你们北大荒人在零下20多摄氏度的严寒里兴修水利，搞农田基本建设，这是很了不起的，现在搞了多少了？”

　　王正林说“：在修水利工程上，我们搞800万土方，现在还在继续搞。”

　　“这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总理用鼓励的语气说“：你们北大荒能在那么冷的环境里，在地冻三尺的地方搞农田基本建设，并取得了成绩，那么全国还有哪里不能搞呢？你们做出了榜样，要坚持下去。”

　　王正林向总理介绍了垦区职工冬季修水利采取的一些措施，总理又问：“现在你们有多少耕地？每年给国家交多少粮食？”

　　王正林说：“垦区目前有耕地800万亩，总产量是17亿斤，每年可交10亿斤左右。”

　　总理一边听着一边用铅笔在纸上写着什么说“：上交商品粮还可以再增加点嘛，每年增1亿斤。除了这些，还可以发展多种经营。完成了这些，你们北大荒为国家就作出了贡献……”

　　不知不觉，已是深夜12点了，总理仍神采奕奕，毫无倦意。他说“：你们生活、工作在边疆，是很艰苦。你们在做开天辟地的事，是了不起的。”“农业在我们国家，任何时候都是基础，这一点必须牢牢记住。中国人口这么多，只有我们手里有了粮食，社会才能安定。”

　　总理非常关心北大荒的开发建设，黑龙江垦区的浩良河化肥厂，当年就是总理批准兴建的。北大荒人永远不会忘记总理对北大荒的关怀。

拓荒者的奋斗之歌

　　《老兵新传》是我国第一部在银幕上塑造北大荒人光辉形象的故事片，也是我国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立体声”电影，讲的是曾经在战场上浴血厮杀的老兵们脱下军装、拿起锄头、来到东北边陲开发北大荒的故事，电影里他们叫老战或小东子，生活中他们叫周光亚或梁军……

　　《老兵新传》由著名作家李凖创作，他也成为我国第一个在银幕上塑造北大荒人光辉形象的作家。

　　电影《老兵新传》的创作时间是1956年。当年，北大荒友谊农场正办得热火朝天，作家、记者不断来访。李凖以《人民日报》特约记者的身份来到友谊农场采访，遇到了曾任通北(今赵光)农场场长的周光亚到友谊农场当分场场长。周光亚为了增加粮食产量，1948年就到北大荒办起了农场。

　　农场团委书记刘焕高负责接待李凖，他被安排在场部小红楼二楼住宿。后来谈起这次采访，李凖说：“临来时，别人嘱咐我，要搞报道，反映农场的大机械生产，不要写作品。谁料来了之后，遇到周光亚这个人物，我就按捺不住，写起电影本子来。”

　　1958年春天，李凖先生及导演带领的电影《老兵新传》摄制组来到了赵光，受到了时任赵光地区农场办事处党委书记张庆海、主任李仰南等领导的热情接待，并要全力以赴出人出力支持电影的拍摄。

　　影片以1947年12月7日，到赵光建设公营通北机械农场的场长周光亚同志为原型，塑造了老革命军人走下战场，又走上了农垦开荒建场的光辉形象。也描写了老会计科长携款出走，在荒原上遇到狼追赶的反面人物。著名演员崔嵬饰演老战，除长影来的演员外，跑龙套的群众都是农场的职工和家属，我们的开荒点是影片拍外景的重要地方。影片很快摄制完成了，7月初在农场老文化宫内对赵光地区办事处的领导和机关干部、大修厂厂长杨寿东、老模范李汉林、二队队长马宝森、三队队长李亚良和一些所谓知名人物进行了预演。当时我们也对影片中不真实的地方提出了意见。导演说电影是生活中的艺术再现，不能过度钻牛角尖求真。

　　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1959年拍完《老兵新传》，经有关部门审查通过在全国公映后，立即引起轰动。全国人民对北大荒都有了深刻的印象，北大荒人一时间也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老兵新传》被评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优秀影片，不久又在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获奖，李凖荣获最佳编剧奖，崔嵬获最佳男演员奖。身为农垦部长的王震将军，曾在《大众电影》杂志上著文给予高度评价：“影片中的老兵——国营农场场长战长河(人们亲切地称他老战同志)的形象是有普遍性的，但他们又是集中的典型……从北大荒可以找到，在新疆、青海、海南岛、江西及其他各地区都可以找得到。《老兵新传》是一部艺术为现实主义服务的出色影片……”

　　1994年9月，李凖回到阔别38年的友谊农场，冒雨参观了农业现代化的窗口——友谊农场五分场二队，并聆听了改革开放给这个生产队带来的巨大变化，不禁欣然命笔“：老兵白发，北国绿野。”来到八五三农场后，他又泼墨成诗，写下了“：亿吨粮，千吨汗，百吨泪，十吨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