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父亲打柴

　　儿时，村西有片柳条通，秋季柳条通里的蒿草半人多高，各种野花挤在蒿草的缝隙中努力地开放着。风和日丽，鸟儿、蝴蝶、蜻蜓......在头顶上飞，蝈蝈以及一些无名小虫的叫声此起彼伏。露出的胳膊偶尔被牛虻叮了下，针扎似的......除了牛虻还有蚊子，白天蚊子大都躲在草窠里，人走过去，才会飞起来。最可怕的是一种头上长角的绿虫子，角是黑色的，头是方形的，阴森冷峻，身上散发出一种难闻的味道......

　　我和父亲在柳条通里钻来钻去，父亲拿着大镰刀走在前面，我拿着小镰刀走在后面，父亲割粗大的蒿子，我割茁壮的大草，我们在打柴。我像天上的鸟儿，在父亲的屁股后面叽叽喳喳吵个不停，一会儿嚷着镰刀不快了，一会儿喊草窠里有个贼眉鼠眼大耗子......父亲猫腰只顾割草，没空理我......最后父亲实在不耐烦了说，小点声吵，把人都喊来就割不成了，这是生产队的。消停了片刻，我忽然惊叫着喊，爸爸，爸爸，快看！父亲回过头，抹了一把脸上流淌的阳光与汗水说，一座空坟把你吓成这样！一座掩映在草丛中的孤坟，坟头很矮，一个洞穴黑洞洞深入坟里。父亲弯下腰继续割草，我紧紧跟着，胆子也就大了。

　　傍晚，远远地能看见村子上空炊烟袅袅，鸡飞狗叫声也传过来。我和父亲从腰间解下麻绳，开始往路旁背蒿草，蒿草要在路旁摊开晒干......父亲背着一捆蒿草在前面走，就像一座绿色的大山在前面吃力地移动着。

父亲带我买雨靴

　　刚上小学那年的夏天总下雨，乡村土路泥泞不堪，泥水渗进绿胶鞋把脚泡烂了。大队供销社没有雨靴，父亲带我去八里远的保伦供销社去买。那天天气很好，天上的白云散漫而悠闲，大片大片的青玉米噼啪地拔着节。我们像细线一样穿行在田野中的毛毛道上，父亲在前，脚步矫健；我在后，亦步亦趋地跟着。

　　我一会儿去撵蝴蝶，一会儿去抓蝈蝈......没走一半的路程就累了。父亲停住脚步说，歇会再走。父亲从兜里掏出“葡萄”烟，坐在垄台上慢慢吸着，目光漫过田野......远处，一头牛正在树下悠闲地倒嚼。那时的父亲好年轻，脸上荡漾着笑容。父亲说，等买了雨靴，一定要好好念书。

　　那年父亲病倒在床上，我回老家看望父亲，我扶着父亲坐起来，泪水就无法忍住了。我多想父亲能站起来，走回那段时光，再陪我去买雨靴......

父亲在黑河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夏，父亲觉得自己还年轻，于是和我大叔宫义结伴来黑河，想在黑河找点活干。找了几天也没找到，两人闲不住，就在那些拆迁楼的残垣断壁间砸钢筋。钢筋大都在水泥横梁与水泥柱子里，两人就用大锤砸，一砸一冒火星。每晚回来两人的衣服都像水洗过似的，头发打着绺儿，汗水从头顶一直流到脚底下。

　　一天，父亲正在砸钢筋，旁边工地上两个搬运工忽然打了起来，一块砖头飞过来正好砸在父亲的额头上，父亲捂着流血的额头说：“我找我儿子去！”那一刻父亲像个无辜的孩子，很可怜。父亲找到了我——这个城市他唯一的亲人，以为就找到了靠山或依靠，而我也不属于这个城市，我和父亲一样——都是这个城市的漂泊者。

　　秋季来临，天就凉了，父亲租住的阳台四处透风。父亲回老家时，找了辆村里来黑河干活的小四轮，顺便把那堆砸下来的弯曲的钢筋捎了回去。父亲说，收钢筋的太黑，给价太低。

　　那年冬天，我回老家看见那堆千里迢迢运回去的钢筋，堆在屋外的窗台下，上面落满了雪。

　　转年，我再回老家发现钢筋没了，问父亲是不是卖了，父亲告诉我钢筋被村里一家盖新砖房的用了。给多少钱？我又问。父亲淡然一笑，乡里乡亲的，啥钱不钱的。

父亲为我做手擀面

　　父亲知道我爱吃过水手擀面，每次只要我一回老家，父亲就把八仙炕桌放到地上，开始和面。父亲用凉水和面，凉水和出的面够硬度，擀出的面条才筋道，有嚼头。

　　擀面杖被束之高阁在碗橱上，落满了灰尘。父亲从碗橱上把擀面杖取下来，用清水洗了又洗，然后再用豆油擦拭几遍，擀面杖就又油汪汪锃光瓦亮了。看得出，我不回来，父亲是很少做手擀面的。

　　父亲猫着微驼的腰身，摊开老茧横生的大手，用力地压着擀面杖......八仙桌的一条腿不平稳，咣当咣当不断地和地面碰撞着。父亲先是额头渗出细小的汗珠，最后汗水顺着鬓角淌下来。父亲把面团擀成桌面大小的薄饼，然后撒上浮面(即干白面)，折叠成三四指的宽度。父亲的刀工也非常好，速度极快，切出的面条粗细均匀。整个过程父亲不让任何人插手，包括从外面酱缸里捞出两根咸黄瓜，切小细块掺和肉末打卤，都必须亲自动手.....

　　.我走过很多城市，吃过“天下第一面”“北京炸酱面”“藁城宫面”......可所有我吃过的面，只有父亲做的手擀面最好吃，我能一连吃上几大碗，吃不饱也吃不够，总是端着碗问父亲——爸，还有吗？

父亲的二胡

　　父亲有把二胡，二胡很古老，马尾巴弓子，八角形的传音筒，要在上面滴上松香才能拉响。父亲带着这把二胡参加过社教运动，走村串户搞宣传演出。拉当时流行的曲子——《东方红太阳升》《社员都是向阳花》《浏阳河》......

　　社教结束后父亲学了兽医，给村里的猪马牛羊看病......父亲背起红“十”字医药箱没多久，就把兽医的职业让给了别人。父亲是党员，听从组织的安排，当了生产队长。

　　就这样起起落落，父亲的一生也就过来了。

　　农闲时节，父亲从墙上取下二胡，吹去上面的灰尘，搬个板凳坐在院子里，拉上几段。父亲最拿手的曲目是《月牙五更》《王二小》《二黑结婚》。父亲粗糙长满老茧的手指，只要按在二胡的两根弦上，就像荒野上的垂柳遇到了风雨，自如飘逸地舞蹈起来......抖动、跳跃；舒畅、紧促；忽喜、忽悲......就像被注入了灵动敏锐的灵魂。

　　我跟着父亲学过几天二胡，父亲拉二胡时，大家都侧耳倾听，我拉二胡时，大家都捂起了耳朵，一副受不了的表情，于是我再也不敢碰二胡了。

　　生产队解体后，父亲组织了一个二人转小剧团，在小剧团里父亲依然拉二胡。可折腾了半年，只演出几场就散伙了。父亲似乎是一夜间就老了，也折腾不动了。

　　二胡永远挂在了墙上，看上去和父亲一样，苍老而憔悴。父亲再也拉不动二胡了，遇到胡弦就会跳舞的左手指木头般僵硬。有几次，父亲把左手按在墙上，用好使的右手“啪啪”拍打，直到拍出了眼泪，左手也没有丝毫的知觉......

　　一场脑血栓病，夺走了父亲唯一的爱好。

父亲的遗物

　　2014年5月22日晚11点多，横躺在炕上两年多的父亲忽然间哮喘发作，嗓子里像拉风匣，憋得头上冒冷汗。父亲用右手抠住炕沿，挣扎着想坐起来。在母亲的帮助下，父亲勉强半躺半坐。几分钟后，父亲慢慢闭上了眼睛。

　　父亲有个红漆小木柜，木柜里有一摞《党的生活》《党的章程》，几本内页发黄的红皮语录本，几张父亲年轻时的老照片，还有几样木匠用的斧子、凿子、刨子等(父亲会点木匠活儿，有时帮邻里乡亲打个猪槽子，修理扇木头大门)。

　　一件灰俄罗斯呢子大衣，是十多年前我从黑河捎回去的，父亲一次也没舍得穿，纸包纸裹的一直放着。

　　父亲贴身的衣兜里，还有700多元钱，都是看望父亲的亲戚和乡亲留下的。

　　墙上挂着一把二胡和一个隐约能看见红“十”字的医药箱。

　　父亲的遗物简洁、明了。父亲的一生，像村西的小河，曲折中坦荡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