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画随着时代逐渐消失和改变，可儿时的那些年画，却牢牢地粘贴在我记忆的墙上，斑驳而清晰……

　　儿时乡下都是土坯房，每逢年节都要重新把屋子裱糊一番，哪家不重新裱糊，不粘贴几张年画，心里就不亮堂，喜悦的气氛就会大打折扣。

　　我家墙上粘贴过数不清的年画，至今许多年画记忆犹新：《谁又替我把雪扫》质朴纯真：雪后的清晨，一个慈眉善目的军属老大爷，腰间系着暗红布带子，别着黑色的烟口袋，右手拿着一把笤帚，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推开房门，门前的雪已经被打扫得干干净净，露出了粗糙石头的路面。四个小脸冻红的少先队员，拿着扫雪的工具，忙不迭地挤在打开的门后，脚下是还没有来得及打扫的积雪……

　　嫦娥舞动翩翩长袖，脚下跟着玉兔，朵朵祥云在身边缠绕，头上是一轮圆月。这是《嫦娥奔月》的画面。我看着嫦娥、玉兔、白云……一遍一遍问父亲，嫦娥是谁呀，为啥要飞到月亮上呀，为啥带个小兔子，咋不带条狗呢？父亲懂点文化，不厌其烦地回答我幼稚的问题，给我讲嫦娥奔月的故事。

　　《桃花扇》《白蛇传》《杨家将》……都是故事年画。一张画上几个对等小画面。每个小画面下还有文字：什么明朝末年，南京有个聪明美丽的歌妓李香君；什么北汉主刘钧，听知大宋平定各镇……用老人的话说，这些画是“带讲的”，是有故事性的。在墙上的年画中，我知道了吴刚、嫦娥；孙悟空、猪八戒；青蛇、白蛇；范蠡、西施……一幅幅年画是我最早接触的启蒙读物。

　　最纯净的年画莫过于民俗年画，这些画简单而吉祥。记得奶奶叼着大烟袋，和几个串门来的女人围着火盆坐在炕头，头上的墙上粘贴着《仕女图》，仕女发髻高高挽起，笑盈盈侧目看着，像是在倾听她们东家长李家短的闲聊；《富贵吉祥》的画面是抱着鲤鱼的胖娃娃，鲤鱼沉甸甸凸显画面之外，胖娃娃张着嘴，似乎抱不动了。画面与生活就这样相映成趣，脱颖而出……

　　年画不但是年节的装饰，还有其他寓意。过去乡下人迷信，买年画都要买寓意好的，像什么连年有余，鱼跃龙门，丰产丰收等颇受欢迎。记得我三姨结婚后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孩，也不知道三姨和三姨夫听谁说的，过年时墙壁上粘贴一张大胖小子的年画，就能生男孩。那年新年前，我去十二里远的伦河镇办置年货，三姨给我钱，让我给捎几张年画回来，并叮嘱我一定要一张带大胖小子的年画。我在拥挤的年画柜台上给三姨家挑了五张年画，我先把四张年画卷成一个纸筒状，带大胖小子的年画我很重视地单独卷成筒，特意塞进五张年画的中间。至今我还记得，画中大胖小子的模样，一脸憨态，呼之欲出。我把年画夹在自行车的后车架上，等回到家里打开年画时，唯独不见了大胖小子的年画。我没敢说我把大胖小子的年画弄丢了，和三姨撒谎说，伦河镇带大胖小子的年画都卖光了。后来三姨又生了二胎，也是女孩。我知道一张年画决定不了生男生女，可我心里还是很愧疚，也说不清愧疚什么。

　　后来的年画有了政治色彩，《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精益求精》《毛主席去安源》……像万花筒一样，年画随着时代的脚步，在农家的土坯墙上，更新着内容与色彩。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种很薄的塑料画取代了传统的纸画，画面的内容大都是明星、美女图，衣着暴露，搔首弄姿；偶尔有别的年画，都和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弓着腰的牛拉着一摞一摞的百元大钞，黄澄澄的金元宝压在乌龟的背上……色彩浓艳，表达直接而媚俗。《还珠格格》火热那年，我回老家，发现老家的墙壁上，粘满了眼睛大大的小燕子，哀哀怨怨的紫薇，长辫子俏丽的金锁。年画上升到一个肤浅的娱乐层面，没有了美感、内涵、价值，像一张张花花纸，已经不能用艺术的标尺来衡量，更不能称作年画了。

　　年画随着时代逐渐消失和改变，可儿时的那些年画，却牢牢地粘贴在我记忆的墙上，斑驳而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