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秋,我回萝北县的延军农场探亲,老同学明路请我去江边老场部延兴鱼馆吃江鱼。路过砖厂时,我突然对明路说:“停车!”明路不知所故,赶紧收油。
站在路边,凝神眺望着远处的砖窑,夕晖里,它沧桑、敦厚、老旧,像镀铜的千年神龟,静静卧在那里。一根高高的烟囱,正袅袅地呼出一缕长长的烟雾,直直地接向天空上的云,让你分不清是烟雾絮作了那云朵,还是那云朵纺下了这缕烟雾。就在我深深感受着砖窑的沉静和疲惫时,恍然明白,那烟雾就是它的语言呀,正娓娓讲述着它窑膛里火的形态和热度,讲述着那些被窑火烧炼过的人和事物。那刻,它已不仅仅是座砖窑,还是一个象征,一个寓言,一个永远的情结,启发着我心中纷纭的思绪。
静默中,明路恍然醒悟,说道:“你老岳父的一辈子心血可都洒在这砖窑里了,咱过去看看吧。”我笑道:“怀旧不如喝酒,还是走吧。”说实话,在我看到砖窑的刹那,它就像一块巨大的磁石,立刻吸引了我,统摄了我,可说不清什么原因没去走近它,是什么驱使我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难道真的是延兴鱼馆的酒香?
离开鱼馆时,夜幕已经降临。车过砖厂,明路有意减速,缓缓慢行,显然是让我再次瞻望那座砖窑。月光下,它的轮廓有些朦胧,好像卧在梦境之中。那根高高的烟囱,就像当年岳父嘴边常常叼着的又长又粗的旱烟卷,依然冒着一缕长长的烟雾,舒畅而闲逸,缥缈又清澄。我默念着:愿这窑火更久远地燃烧下去吧,只要它还呼吸着,岳父就一定还活着!
次日,在刷刷的雨声中,大舅哥陆堂江把我对砖窑的探寻带入了历史深处。他高中一毕业就来到砖厂上班,在父亲看来,烧砖是最光辉、最实诚的职业。他的语速非常缓慢,就像屋外断断续续的雨。在时间的载体上,历史也像这雨,且断还续。
大哥说,爹是家中老大,七岁那年,奶奶安排他到理发店当学徒,说男孩子将来养家立命,就必须有一门手艺。后来,他就成了一个理发匠。19岁那年,他被日本人抓去修要塞,一干就是三年,直到奶奶买通关系,才把他扣在一个装菜的大柳筐里,随着出山买菜的马车逃了出来。怕日本人追来抓人,奶奶连夜打发他去了很远的太平沟金矿,继续以理发谋生。
在金矿,爹结识了肇兴同乡“黄皮子”,两年后一同回到肇兴后,依然过往甚密,可谓莫逆之交。多年后的一天,“黄皮子”夹着一个油纸包来找爹,说他有一桩买卖,着急去萝北县城,求爹骑自行车驮他前往。行前,他把那纸包塞进爹的挎包里,说:我没带包,就放你包里吧。在萝北吃饭时,来了个接洽生意的人,说要商量事情,神秘兮兮地将黄皮子拽了出去,半天不见回来。又过一会儿,几个着装的冲进来,将爹捉拿而去。原来,油纸包着的竟是大烟。劳改期间,爹学会了建窑烧砖,从此便将自己交给了砖窑,开启了他塞翁失马的喜剧性人生。
1958年,延军农场建场伊始,就把红砖生产提上日程,高薪请爹来农场做建窑、烧窑的大师傅。在他的指导下,场部延兴建成了容积2万余块(红砖)的方格子窑两座,简易坯架棚20间,当年就烧出了合格红砖。1960年,窑厂又搬到延兴南面,新建方框窑和马蹄子窑各一座,当年生产红砖20多万块。此后,砖瓦结构的学校、医院、银行、邮局、面粉厂、修配厂、大礼堂等公共设施相继拔地而起。爹的烧窑技术,一时享誉全场,只要提起窑厂陆师傅大名,上至书记场长,下至职工家属,几乎无人不晓。
1969年,十三团(农垦改制为兵团)决定,将砖厂从基建队分离出来,成立了工业二连,并安装秦皇岛出产的压砖机一台,修建分别容纳1.7万块砖的串窑11座,当年生产红砖达60余万块。1973年,又耗资3万余元,新建了一座24门轮窑。这种新窑,一头点火,循环周转,火力均匀,省时省煤,产量也陡然大增,年产红砖高达2000多万块,而且质量也明显提高,在整个萝北县首屈一指,长年享有盛名。自此,农场的干打垒土房也逐渐成为了历史遗存。
当年,建轮窑可谓一项大工程,团里十分重视,责成爹担任技术指导。晚上下班,他总是将一卷图纸带回家。若说他烧窑技术高超,家里人深信不疑,比如,他不仅能根据窑膛里的火色准确拿捏火候,还能看烟判火,只需站在远处望着烟囱冒出的烟色,就能判断窑火的燃烧状况。可他现在却煞有介事地研究起图纸来了,家里人便觉得他有点不知天高地厚。虽然这么想,可谁也不敢说啥,领导都那么信任他,也就轮不到自家人担心了。只见他捏着个铅笔头,一边看图纸,一边在小本子上认认真真地勾画着。所写所画,只有他自己才懂,因为大多不是字,而是些莫名其妙的符号,是贴在他所关注的事物上的一个个标签。就靠这笨拙的办法,他完美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轮窑胜利落成,试运转圆满成功。
这时候,二姨姐陆堂英走进屋来,一听在讲砖窑旧事,便收起雨伞、接过话茬儿说,咱家八个孩子,有五个在砖厂干过,除了大哥开车,都是装窑、出窑的体力活。刚出完砖的窑膛里热得烤人,窑灰弥漫飞扬,把人呛得喘不过气来。那时没人戴口罩,脸上厚厚的一层灰土,只露着一排洁白的牙。出窑更累、更热、更脏,起初干时,两手全是水泡,都不知道是磨的还是烫的。玉兰(四小姨子)还算幸运,后来就去烧窑了,这是技术工种,挣钱也多。但爹对她要求很严,即使别人出现的过错,也对她发火,连打带骂。
我说,爹的人缘有口皆碑,可听玉荣讲,他曾私卖红砖。大哥说,爹又不是领导,别说他没那心思,就是有,他也没那权利。其实,还是那坐牢的事。二姐却说,我听妈讲过,是因为爹爱打鱼,自己排了一只木船,有人就说他是以打鱼为名,行偷越国境之实。还说他在肇兴时就与江对岸勾连,是个潜伏已久的特务。一九七几年的时候,我见过箱底的几张白纸上面有字,按着许多红手印,妈说那是她为爹从肇兴求来的证明材料,就是靠它,才让爹获得了“解放”。几个人的说法出现分歧,要统一说法显然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不由感慨,时光带走了很多东西,也带走了许多事情的真相。
岳父的秉性和人品我十分了解。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和玉容正在恋爱,有时便留在她家吃饭。一家人围着饭桌,往往是静默的,我总有一种压抑感。起初,我还以为岳父看不上我,玉容说他就那样,本就少言寡语,饭桌上,更烦边说边吃。但只要说到砖窑,或与砖相关的话题,他便眉头舒展,娓娓道来,什么禁忌都没了。在那些遥远单调又平淡的日子里,好像只有砖窑和红砖才会成为一家人共同的话题,才是值得一家人共同关注的事物。
在我印象中,只要砖窑在烧着,岳父就没有完整的休息日,白天上一天班,晚上九十点钟也要再去一趟砖厂看窑火。没人要求他这样,完全是他自我认定的行为,而且风雨无阻,几十年如一日。砖厂俨然成了他的精神家园,成了他修行的道场;而砖窑则更像是他生命里的一个器官,意义重大,割舍不得。
有天晚上,天正下雨,他不顾家人阻拦,披了雨衣,骑上自行车便赶往砖厂。厂子离延兴并不远,不过四五里地,可那时还是土道,天黑路滑,连人带车便摔进沟里。他忍着疼痛爬上来,推着车子继续往砖厂赶。他手持炉钩,将投煤口上的炉盖打开,仔细查看窑膛里熊熊燃烧着的煤火,二十四门依次看过,见窑火正常,又对值夜烧窑的一番嘱咐后,才放心回家。第二天,他感到疼痛难忍,便去医院检查,结果是锁骨骨折。大夫安排住院,他说回家准备一下,可出了大门,骑上自行车又去上班了。
岳父家一直住在一座泥草房里,邻居是同事老杨。他发现老杨家窗台下放着几块新砖,而且日渐增多,最后竟摞成了一大堆。他十分纳闷儿,这些新砖老杨是从哪里、又是怎样搞来的呢?后来才发现,老杨每天上下班自行车的后架上都有一个帆布挎包,只不过上班时是空的,下班时就又满又方了。这个老滑头,竟采取了蚂蚁搬家的战术!老杨索性也不再隐瞒,对岳父说:都说靠山吃山,咱不就是用几块砖嘛。又过了几日,老杨家红砖狗窝就砌成了,并对岳父说,再过几个月,他还要用红砖新砌一座猪圈呢。这种事情,岳父打死也是做不来的。
一天,我和爱人帮着岳父和泥脱坯,打算在房山头垒个大些的鸡窝。老杨背着手走过来笑眯眯地说:“陆师傅啊,你这是何苦,不是自找挨累吗?”岳父站起身,甩了甩两手泥巴,冲着老杨没好气地说:“挨累受苦我愿意,总不能像有的人去贪公家便宜。”老杨倒不生气,笑呵呵地说:“噫——你看你,你看你……”然后,转身迈着方步回家了。
玉华(五小姨子)是接班进厂的,她曾抱怨,说岳父退休后有事没事总往砖厂溜达。那时,家里正养着一群兔子,打兔草便成了岳父日常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可他总是舍近求远,每天都骑自行车去砖厂东侧的江边,说那里的水稗子肥嫩,兔子爱吃。玉华自然就常听到一些人悄悄说:“你们看,陆师傅又来打草了。”“哪是打草,分明是心里有些东西没放下!”晚饭时,玉华边吃边劝道:“爹,你能不能别老往砖厂跑,哪里的青草不能喂兔子呀?别人都说闲话了。”这次他没再争辩,端起酒杯猛地喝了一大口。可能是喝急了,眼眶里有泪光闪闪烁烁的。从此,他再就没去砖厂。
1992年秋天,岳父突然离世,我和玉容从黑河赶到萝北,他已被推进了火化炉里。砖坯是泥土压制而成,传说人也是女娲用泥土捏制而成;可同样经过炉膛烧炼,再出来,前者是砖,后者却成了一捧骨灰。但我还是固执地认为,岳父早已把自己烧制成了一块红砖,一块形而上的红砖;这块砖,在延军农场所有建筑里都无所不在。
我对大哥二姐说,昨晚我路过砖窑了,看了好一阵子。大哥说,有啥好看的,再看不还是砖窑嘛,只要还在出砖就好。二姐说,这砖窑可是劳苦功高,虽说后来产权几经流转,但它一直都在出砖,尤其小城镇建设兴起后,更是让老板赚得盆满钵满。显然,在他们眼里,砖窑仅仅是砖窑,是一座烧砖的设施或工具,既不是象征,更不是寓言,而是一个关乎人们住有其所,关乎农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很具体很重要的事。我这才意识到,在自己潜意识里,一开始就赋予砖窑某种特定意涵,是件多么矫情的事情。这也让我突然醒悟,昨晚,自己之所以没有刻意走近那砖窑,是因为我所关心的并非它具体的状态和质地,而是它在人们心中的位置。所以,对我来说,这样一座砖窑,更适合远眺。或许只有这样,你才会隐隐看到那团永不熄灭的窑火;只有这样,它才会更完整、更具象、更庄穆地坐落在你心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