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我十分思念生命中那些曾经给予我无限关爱、对我至关重要的亲人们。

　　记得小时候，过春节最受欢迎的人是爷爷和奶奶。平日里大家的日子都紧紧巴巴，拿不出太好的膳食孝敬两位老人，只有过年的时候，家家才备足大米白面，鸡蛋猪肉和小鸡大鹅等，请爷爷奶奶到家一起享用。爷爷奶奶平时和我们一起生活，大年三十在我家团聚，初一就轮到大爷家招待了，之后是老叔家、老姑家。各家的孩子们早就准备好了爬犁，吃完早饭就急忙拉着爬犁来接爷爷奶奶。我也跟着护送，一大群孩子，有拉的，有推的，前呼后拥兴高采烈，好似圣驾出巡……我们欢天喜地，爷爷奶奶也乐得合不拢嘴。

　　爷爷性情敦厚，心地善良。我的记忆里，他老人家待人接物总是那么彬彬有礼。二弟小时候感染了天花，脸上身上好多脓包。爷爷既不嫌脏也不嫌累，也不厌烦二弟哭哭咧咧的，成天把他背在身上，直到他痊愈。爷爷炕头窗台有一个铁罐头盒，平时家里招待客人剩了鱼、肉，父亲母亲都收到罐头盒里，让爷爷留着过后吃。每到晚饭的时候，爷爷就把罐头盒放到火盆上加热，浓郁的肉香味四处飘逸。我家兄弟姊妹六个，那时候，只有二弟才有权利与爷爷共享罐头盒里的美味，我们几个只有眼馋的份儿。有一回爷爷去供销社买东西，回到家发现售货员多找了钱，他当即返回去退给了人家。供销社主任非常感动，下了班亲自上门向爷爷表示感谢。

　　小时候，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奶奶的脚。她的脚是真正的三寸金莲，除了大脚趾，其余四个脚趾都被缠得变了形，委屈地蜷在脚掌下。这种脚的鞋子供销社早就断供了，都是心灵手巧的奶奶自己亲手制作。

　　奶奶每天盘着腿坐在炕头的火盆边，用一支一尺多长的烟袋吸着旱烟。烟锅里装好烟末，压实，用火盆里红红的炭火引燃。有的时候只是衔着并不吸，烟锅里一缕淡蓝色的烟盘旋着向房顶缓缓飘去。奶奶的性格和爷爷相似，温和、慈祥、通情达理。爷爷在北炕头，奶奶在南炕头。有两位老人在家，我们感觉特别亲切、祥和、温暖、幸福。

　　奶奶爱干净。她老人家的衣服鞋袜甚至连裹脚布都洗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白发梳得一丝不乱，脑后的发髻用黑色纱网包裹得整整齐齐，别着发簪。奶奶兜里总是少不了零花钱，我家人口多日子过得艰难，所以奶奶格外心疼父亲，别人给奶奶的钱，她多数都偷偷塞给父亲补贴家用了。

　　不论是过年还是平时，最辛苦的还是父亲。父亲是生产队队长，队里一大摊事情，一百多号人，春种秋收，千头万绪，都需要他指挥调度，统筹安排。此外，爷爷奶奶老迈，我们兄弟姊妹幼小，只靠父亲自己在生产队挣工分，一个人承担着一大家子的生活重担。尽管父母过日子十分节俭，但是十口人的吃穿用度，父亲的那点收入还是入不敷出，年年欠大队的口粮款。年底领不到分红，家里的开销只能靠出售自留地里收获的土豆和卖给收购站的肥猪来补贴，辛辛苦苦也卖不了多少钱。越到过年，越是捉襟见肘。强烈的责任心和沉重的生活压力，使得父亲刚刚年过半百就已经鬓白如霜。

　　父亲一辈子乐于助人。谁家有事相求，只要能做到的，绝不推托。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个夏天，父亲带领社员在讷谟尔河北岸给豆田除草。中午在河边吃饭休息，忽然，邻村的一个小男孩游泳时溺水了，同伴拼命呼救。男女社员们都面面相觑，只有父亲奋不顾身地扑进三米多深的急流中，凭着一身好水性，把孩子给救了上来。

　　家里最忙最累的，自然是母亲。除了缝缝补补，洗衣做饭，还得侍喂那几头猪。一个夏天，半个秋天，母亲天天都得去地里采猪食菜。附近的地里都让大家采光了，就得去更远的地里寻找。苋菜、灰菜、苣菜……一采就是沉甸甸的一麻袋。如果赶不上送饭车给捎着，就得自己挨累扛回家去。一个弱女子，四五里路远，一扛一身汗。为了我们，为了这个家，经年的劳累让母亲日渐衰老，积攒了一身病痛。

　　每逢佳节倍思亲。一到过年，我就不由得想起爷爷火盆里洋溢着香气的铁罐头盒；想起奶奶烟袋上青绿色的玛瑙烟嘴；想起母亲的劳累和伤病，父亲的正直和坚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