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爱辉区新生鄂伦春族下山定居七十周年，在定居前漫长的岁月里，游猎于兴安岭深处的库玛尔路鄂伦春族人和酒有着不解之缘，无论是生产生活、婚丧嫁娶、民俗节庆，还是文人们的诗词文赋、史料档案，都有鄂伦春族人和酒的往事。

　　民国九年(1920年)《瑷珲县志》记载，库玛尔路鄂伦春人“不识文字与稼穑为何事也，毡幕而处，逐水草而居，室内则一枪数革而外，他无长物”。鄂伦春族人在获猎、订婚、丧礼时都要饮酒，“性唯嗜酒”，一起分享喜悦、分担忧伤。猎手捕获猎物后，要邀请左邻右舍喝酒，并成为了习惯。“出则如获狍，即便生饮其血，并食其肝，将余身暂寄山洼。再获一两只，必即策马旋回，饬其妇道乘马去取，携到，狍卸皆妇所为，将肉煮好。每处联居窝铺至多不过三五家，必同招来，共饮共食。一家获牲，必各家同飨，互为聚食，久惯为俗。”“其所居止之处，用树枝架设窝铺，四面用毡布围绕，上露天，冬令于其中焚烧枝柴，男女居之。所食皆系狍肉，用火烧烤，半生半熟而食。”对此，鄂伦春风情诗人、库玛尔路第一小学校校长边瑾就曾写竹枝词记录，诗曰：“风息平原猎马归，栖林结舍对斜晖。提壶劝酒频相让，新得狍儿肉正肥。”

　　鄂伦春族人订婚时要送聘礼，多以马匹为主。订婚后，男性即可住在岳父家，待有了小孩，夫妻双双携子回男方家里，举办婚宴大请宾朋。到了民国后期，这种风俗才逐渐汉化。“婚事初定，即以男家送马一两匹不等于女家，即为定礼。昔时允后，男归女家，生有孩童，始行同回。男家备酒宴客，亲友俱来称庆。近来渐染化导，均按汉礼迎娶者为多。”和边瑾一同在鄂伦春族学校任教的李峨也有“酒马定婚仪”“儿生未嫁时”诗句，称“两姓结盟时，男家携猪酒至女家，邀亲朋故旧聚饮，复纳马匹以代禽仪，名曰吃察醨”。吃察醨后，即准许夫妇同宿，只是女婿常住岳父家，待完婚时，常有已经有子女的。故李峨也吟竹枝词记事：“察醨吃后两无猜，新婿新娘任往来。待得良辰来大礼，小儿小女绕妆台。”

　　过去鄂伦春族人的丧礼为树葬，到了三年后二次葬时，要备酒答谢亲友。“丧礼，故者之尸，即以筐笼或桦皮乘裹，加于树上，并将骑马宰而殉之。俟三年后取下，另殓木箱中，置备酒肉，邀会亲友，始行发丧之礼。男则白带为孝，妇则包头为孝，安葬即毕。近来多有各者，孝已加重，其开吊、发引等事，亦皆效法汉礼。如各当局果能恩结其心，则化俗同风，为国策用，当在指顾间也。”李峨有诗句“杉棺完葬礼”“祭祀荐牲牺”“尸殓恒周岁”，称“葬礼最简，惟备酒肉，聚亲族，于山顶饮之，复殓其尸于棺葬，名曰纳骨尸。”“人死后，架于树上，恒迟至周岁始买棺，殓而葬之”。

　　当时鄂伦春族人喜欢喝酒，但不事农耕和生产经营，除了获取猎物外，粮食不够吃，饥饱无常，所以生活多很艰苦。李峨有“壶存长夜酒，室断隔宵糜”句。并且有的鄂伦春族人酗酒后滋事，影响了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所以民国时期曾有过针对鄂伦春族人禁酒的相关要求，一是镶黄旗佐领吴来忠给协领的《为禁止鄂伦春人过度饮酒事的呈文》。写于甲寅年七月初一日，也就是1914年8月21日。主要是鄂伦春族少年乌勒希布醉酒后将另一个少年贵齐讷打伤，所以要禁酒引以为戒。原文称：“呈与协领，镶黄旗佐领来忠呈，为禁酒事。查我署管辖未成丁乌勒希布因醉酒将未成丁贵齐讷殴伤，全因过度饮酒。因此，应引以为戒，禁止鄂伦春人饮酒，为此事呈。”再是库玛尔路协领徐希廉也有《请严禁酒害以苏鄂民议》。原文为：“案照前于民国四年五月十三日，曾以鄂伦春人素好嗜酒，一旦饮醉，几如不知性命，或逞凶酿事，竟致荡产倾家，或斗殴而成重案，久羁囹圄之间。当此倡办建房屯垦之际，若任酒后生狂，刀斧不惧，不但垦务难兴，诚恐终于该民生计阻碍等情，详恳发给布告，严禁西山买卖各酒在案。旋奉道尹公署颁发告谕十张，随即转交佐领来忠遍处贴示。初年均甚遵守，无非积怨于该佐领稍不放宽，所以日久生懈，几如彰明买卖，大关鄂民盛衰。虽协领屡次迭经告诫，亦恐难期致效。惟有仰祈钧署，严施厉禁，颁发布告，如敢在松树沟屯山边迤西入山贩卖酒者，拘获将酒倾弃，并加责罚。如鄂民违犯饮酒之禁，立即拘留重惩各情，既邀崇令，自然无不禀遵，实于鄂事裨益非浅。民国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咨请。嗣准发到布告，各处张贴，严禁在案。”这里说的醉酒闹事问题比较严重，所以，严禁商贩进山卖酒，如果抓到后，不但将酒倒掉，还要对酒贩子进行严厉责罚，字里行间流露出徐希廉对鄂伦春族人的关切之情和良苦用心。

　　往事故旧纸堆，山乡沧桑巨变。如今，新生鄂伦春族乡高大的迎宾门前，会有身着盛装的鄂伦春少女敬上“迎宾酒”，只不过迎宾酒多以“都柿汁”替代，在民族风情浓郁的“赞达仁”歌声中，饮罢甜美的都柿汁，我们一样可以感受到鄂伦春族同胞的热情和一方水土的醇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