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我和几个朋友在一家小餐馆喝酒，放在桌上的手机响了，我刚一拿起，那边竟然挂断了。一个陌生的号码，还以为又是什么“中奖”之类的行骗电话。这种电话就是这样，晃你一下不等你接起来，就迅速挂断了，等你打回去。可是不一会儿，电话又响了，还是刚才的号码，不接，就很执着地响着，我赶忙接起来，怎么也没想到电话那边竟然是母亲。我叫了声，妈，就站起来往饭店门外走，饭店里太吵了。

　　当时，母亲家里没有电话，每次打电话，母亲手里都捏紧写着电话号码的纸条，到村里有电话的人家求人给打，又不能总求一家，所以每次母亲打来的电话号码都是不同的。这次母亲是在我妹夫家里打的，妹夫第一次拨通手机后，在递到母亲的手里时，母亲的手有些抖，电话没拿住就掉在了地上，捡起来又重拨。

　　自从我和妻子离家千里在黑河谋生以来，母亲打来的几次电话我几乎都记得很清楚。母亲第一次打来电话的时候，我们还在中央街摆地摊，电话打到路边的电话亭，我跑去电话亭，母亲在电话里说听说你俩老吵架，外面不好过的话就回来，别总和你媳妇吵架，让着她点。

　　刚来黑河的时候，生活的秩序被打乱了，一直在乡村的我们从没接触过生意，再加上人生地不熟，就是摆个地摊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考验，就像刚刚开工的工地，一切都凌乱得让我们摸不着头绪。这样的生活让我们惶恐不安，我们来黑河是背水一战，妻子辞去了八年教龄的小学老师一职，两间草房也卖了。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再也无法平静了，为了最初的选择或一点小事，我们争吵不休。

　　母亲第无数次打来电话的时候，我们已经学会了经营也理顺了生意，开了一家俄罗斯商品店，收入还算稳定。母亲像拉家常一样问东问西，当得知我们一切都好的时候，才如释重负。儿行千里母担忧，母亲一直放心不下我们。

　　每次回老家，面对母亲满头花白的头发，我真的很愧疚，自己没有能力在母亲身边尽孝，让母亲过上幸福的好日子，却时刻让母亲操心和牵挂。

　　每次离开，母亲都把我们送出大门外，千叮咛万嘱咐，然后站在路边，目光里全是不舍。走出很远，回头去看，母亲还站在那里，身影显得是那样孱弱和瘦小，再回头，母亲依然站在那里，再不敢回头，因为我的泪水已夺眶而出。

　　直到有一天，妻子提出和我分开。我无话可说。可我有个条件，就是我们分开的事情不能公开，更不能让我的父母知道。这样的结果真的让我很难面对，特别是我的父母，他们根本无法接受。

　　分开不久妻子要回趟老家，我给她打电话说，你路过我父母家的时候，请你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面子上，或看在母亲做过一回你婆婆的情分上，一定回去看一看，装作什么也没有发生，我们的事情能瞒多久就瞒多久。我们可以愧对一切，但不能愧对老人，不能让老人为我们的事情伤心。

　　但是妻子没有去，为此我没有丝毫怨言，毕竟生活不是演戏，妻子也不是演员，做什么不做什么，都是她的权利，我不能过分要求她。当父母得知儿媳回了老家，近在咫尺却不登家门，就预感到了什么，得了脑血栓的父亲拄着拐棍儿站在大门外抹眼泪。虽然如此，可母亲还是不相信一切是真的，就打来电话问，你俩到底怎么了？我硬是咬着牙撒谎说我们真的没怎么。假如谎言能安慰人的心灵，但愿母亲能一直相信我的谎言。

　　新年，我不敢回老家，我怕，怕病中父亲的眼泪，怕母亲伤心的叹息，我怕。很多很多的怕，让我独自躲在小城的钢筋水泥中，听着外面的爆竹声声，不敢去回味一家人久别后团聚的温暖。

　　后来，母亲忽然打来电话，轻声问：你怎么样了，小子，还好吗？一切妈都知道。

　　母亲叫着我的小名，她依然把我当成了孩子，一个不听话也不让她省心的孩子。

　　那一刻，我强忍着不让自己哭出声，母亲越是不责备我，我越是心里难受。母亲一定心如刀割，才故作平静，因为她不想给儿子压力，让儿子更加痛彻心扉。握着电话，我连一句“妈，我很好”这样模棱两可的词都说不出来。即使说出来，母亲也不会相信我真的就很好，知儿莫过母。

　　这个时候最需要安慰的应该是母亲，可母亲却反过来安慰我。假如人生能重新来过，我会好好安排自己的生活，绝不草率和轻易去做下每一件事情，因为被伤害的绝不仅仅是自己。

　　放下电话，满脸泪痕的我久久地站在寒风中，穿过城市的灯红酒绿，遥望家的方向。我想起小时候做错了事情，躲起来不敢回家。黑夜降临，在自己最孤独最害怕的时刻，母亲的声音总会及时传来——小子，快回家吃饭啦，小子，快回家呀，你爸不打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