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归来的父亲，一身尘土，走在回家的小路上。古铜色的脸在夕阳的逆光里，一片漆黑，看不清鼻子和眼睛。脚步像负重的牛蹒跚着，又旧又沉的行李卷斜挎在背后。站在村口看着渐渐走近的父亲，我的心里一酸，泪便止不住地涌出来。

　　父亲年过半百，人世间的苦辣酸甜、风霜雨雪都写在了土地般沧桑的皱纹里。年轻时笔直的腰身现已弯成弓犁，生活的负重使他难有片刻的喘息时间……

　　秋风吹过，几片枯黄的树叶飘零脚下，父亲把行李卷放在村口路边的树根下，倚在树干上，看着熟悉的小村和村里那条泥泞的土路，仔细聆听着是哪一家的母亲喊儿“吃饭了”的声音……炊烟里飘出的大[楂]　[糕]子粥的香味儿，让父亲粗大的喉结动了一下，咽下一口唾液，眼睛不由得湿润了。随手从地上拾起两枚叶片含在嘴里，流出的便是一支乡土味儿极浓的曲子，如诉如泣、如痴如醉……

　　父亲总是这样，能在最苦的生存环境中寻求简单的乐趣。在我很小的时候，记得门后的墙上挂着一把二胡，在一贫如洗的家里，那时这是唯一一件还值几个钱的东西。在一家七口人吃完晚饭后，母亲点亮油灯，父亲便用二胡拉上一段当时最流行的《东方红》《社员都是向阳花》等曲子，家里便是其乐融融、一片喜庆的气氛了。

　　只有一粗一细的两根弦的二胡，在父亲的手里却能发出那么美妙动听的声音，真让人觉得神奇。长大后，才知道二胡是非常难学的一种乐器。父亲把所有的苦乐和疲劳全融进了这两根弦上，通过长满老茧的指头表达出来……

　　天上奔突的白云不动了，田野里的庄稼在微风中一起一伏，红红的高粱点燃了小村希望的眼睛，一条白亮亮的缀满星星的小河静止在蛙鸣中，月亮只露半张脸。远处吃草的老黄牛抬起了头“哞”地一声长叫，我们东倒西歪地睡着了。只有父亲，独坐在院子里拉着二胡。一曲曲时起时落时缓时急的旋律，像是对岁月的叹息，又像是诉说悠悠往事。一颗流星悄然划过静谧的夜空，谁家的狗汪汪了两声，谁家的门吱嘎地打开了……

　　后来，父亲去了宣传队，要到一个远一点的村子去搞宣传。出发之前，母亲除了把那双刚做完的千层底的布鞋装进绿色的背包外，又从墙上取下那把二胡。母亲平时嘴里总是说这二胡太闹人了，早晚把它扔了，可这回她亲手把它捆在了父亲的行李后。她知道这是他唯一的爱好，有了二胡就有了说话的伴儿，就有了笑容。

　　宣传队散伙的时候，在一个数九的隆冬，父亲便“大搞水利基本建设”去了。在村外修大坝，用尖镐刨起冻土，然后再抬出河床。父亲的手给震裂了，鞋磨破了，脚指头钻了出来。休息时，把冻僵的脚插进食堂灶炕的灰烬里取暖。不知是谁递过了二胡，爸爸自拉自唱的“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悲凉的歌声让许多人眼含热泪，转过来又一曲欢快的东北秧歌《月牙五更》曲调，使人又跳又扭，忘记明天是否依然会寒冷，忘记外面正刮着冒烟雪，雪覆盖了所有伸向远方的道路。

　　父亲平淡的半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正因为普普通通，才能给人留下美好的回忆。在父亲人生的里程中唯一一件大事，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父亲组织的小村二人转剧团。由于一切都刚刚方兴未艾，剧团无人支持，也无名称。曾做过生产队长的父亲，自为团长，组织能歌善舞的人排练，足足折腾了几个月。顶着一些世俗的闲言碎语，剧团还是成立了。虽只演了几场就解散了，可我敢说那是父亲生活中最辉煌的一次，也是最成功的一次尝试。那时我已经长大，清楚地记得，第一场演出的舞台搭在生产队院里东厢房前。那是一个晴朗的白天，院里挤满了人，序幕在欢快的唢呐和锣鼓声中徐徐拉开……

　　那时我还不能完全理解父亲的所作所为，如今我已成家立业，在生活中逐渐悟出一些道理，再苦的生活中也能挖掘出快乐。一把二胡支撑着父亲艰难困苦的人生，用二胡伴奏自己舒心和不舒心的日子，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也不让自己的精神垮下。二胡对于坎坎坷坷的父亲，或许是寻找生存乐趣的一种方式。

　　当年，远在千里之外的老家来电话说，在外打工的父亲病了。我不敢相信，因为我知道，无论何时何地，再重的担子也压不垮乐观豁达的父亲。如今，父亲已经不在了，但我相信，在世界的另一头，父亲仍然欢乐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