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爱辉区卡伦山林场西沟管护区内，有一座旧时俗称“老羌城”的神秘古城遗址，该遗址位于公别拉河中游北岸的一处山顶上，现有保存完好的城墙遗迹和较为清晰的瓮门、穴居坑及护城壕沟。

　　根据民国九年(1920年)《瑷珲县志》所述：“西沟屯迤西，山中有古围一处，城门，周墙土迹，确在四面，均在十余里地方，人民俗称老羌城，想系康熙以前俄人占据之地。”这是旧时地方史料对“老羌城”唯一的记载，而这座古城又为何有此称谓，当年的编者也仅仅是主观推测而已，缺乏理论根据和事实依据。

　　关于“老羌城”中的“老羌”一词，含义较为复杂，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种解释。

　　其一，对入侵黑龙江的俄罗斯哥萨克人的称谓。因哥萨克凶残狡猾，清初之际的文献及其民间常称之为罗刹，即将其视为中国佛教中食人肉的恶鬼“。老羌”可能就是“罗刹”的音转。

　　其二，因俄罗斯人善用枪炮而得名。来自西方的火枪技术通过黑龙江流域传入清朝，也使黑龙江流域的土著民族首次获得了这种在当时较为先进的火器，当地居民便称呼俄罗斯人为“老枪”，后衍化为“老羌”。

　　其三，清初平定三藩之乱后，吴三桂所属的云贵地区的部众被强迁至黑龙江流域，专门从事驿站的管理事务，黑龙江地方便称这些从云贵迁来的部众为站丁或羌人。

　　其四，可能与原活动于此的古代民族有关。中国古代多用“蛮狄戎羌”等泛指华夏文明周边的四夷族群，“羌”主要用于泛指中原以西或西北的游牧族群，故有“西羌牧羊人”之说。因此，不排除在历史演变过程中，有西部羌人族群通过中国“边地半月形传播带”进入黑龙江流域。

　　从现存遗址的勘查成果来看，“老羌城”应该是有千年以上的历史，而且大量出土的唐宋时期的铜钱也表明，这里似乎更像是一处重要的贸易活动场所。因此笔者认为，该城的称谓由来不太可能与俄国人或三藩降众有关，与之相关的唯有活动于此的古代民族，即可能通过中国“边地半月形传播带”进入黑龙江流域的古羌人，而这里就不得不要提到“貂皮之路”与粟特人。

　　部分俄国学者认为，在历史上，除丝绸之路外，还存在另一条经由北亚寒土带，把渤海、女真等东北亚民族与中亚地区联系起来的贸易之路。这条贸易之路，就是今塔吉克民族的祖先粟特人从东北亚土著民族那里收购贵重的黑貂皮毛等商品再运回本国的重要通道，也就是所谓的“貂皮之路”。“貂皮之路”的大致路线是：从谢米列奇耶地区出发，经过阿尔泰山区、南西伯利亚、蒙古西部，到达色格勒河流域；从这里前往鄂嫩河和克鲁伦河上游；沿着这些河流，水路可以通达石勒喀河和额尔古纳河，从而进入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乃至东北亚内陆。证明“貂皮之路”存在的事实依据包括，在滨海边疆区发现的具有明显中亚技术特征的中世纪玻璃制品；在哈巴罗夫斯克出土的萨珊王朝时代的银币；在赤塔州普里阿尔贡地区、南西伯利亚米努辛斯克盆地出土的刻有粟特文的铜镜等。由相关文物出土地的分布情况来看，粟特人通常会在“貂皮之路”的沿途选择貂源丰富、交通便利之地建造村落，以作为商品集散、转运之用，而“老羌城”所在地恰恰就符合粟特人这样的筑城条件。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出版的《中国地理大词典县邑调查表》解释“瑷珲”名称说：“瑷珲二字系满语母貂之义，因本邑昔时产貂甚伙故名”。另据《清实录》记载：“天聪八年五月二十七日，黑龙江地方头目巴尔达奇率四十四人来朝，贡貂皮一千八百一十八张”；“天聪九年七月十七日，又黑龙江贡貂者，塞布奇屯二人，额苏里屯二十四人，阿里岱屯八人，克殷屯四人，吴鲁苏屯二人，此皆旧日往还之人”。类似这样的记载在《清实录》里屡见不鲜，可见旧时瑷珲区域产貂之盛。

　　“老羌城”地势险要，形制复杂，并有大、小两座山城组成，扼守着公别拉河通往黑龙江右岸的水陆要冲之地，尤其是较小的那座山城更是坐落在通往肥沃的瑷珲盆地的隘口，站在其所处山顶可以眺望开阔的瑷珲平原。由“老羌城”沿公别拉河上溯，可以直抵黑河地区的山地最高峰大黑山，并沿着山谷川地直达嫩江上游。应该说，“老羌城”所在地是我国东北腹地松嫩、松辽大平原通往黑龙江中、上游地区左右两岸，结雅—布列亚河盆地与黑龙江中、下游地区的交通枢纽和战略要地。

　　结合“老羌城”上述两点地域特征，如果历史上确实还存在一条横贯亚洲大陆的“貂皮之路”，那么就不排除当年的粟特人会将这里视为建造村落的首选之地，而“老羌城”一名可能也正是由此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