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跣足之习到旗风寸子鞋，从精巧绣花鞋到保暖耐用的靰鞡鞋，从中式传统之风到融入外来元素……清朝时期瑷珲一带满族女性的“足下之美”，体现出了多元北方文化、传统关内文化、外来西式文化的相互碰撞与交融。

　　封建社会女性缠足是持续了千年之久的一种畸形审美，但是世代生活于白山黑水间、马背上得天下的满族并无此束缚。《黑龙江外记》记载：“夏日妇女多跣足或剗袜行，然野花满鬓，老少无分”，《黑龙江志稿》记载：“两足常跣”，张光藻有诗云：“相看头上花枝好，何处行来赤脚仙”，瑷珲虽地处东北，寒季早长，但崇尚“天足”的满族女性依然保留着“修头不修脚”的传统习俗，这与她们长期形成的在生产、生活中承担的重要责任和务实质朴的生活态度息息相关。

　　民族学家富育光口述的满族说部《群芳谱》中有对瑷珲女孩“脚蹬黑边红面儿高跟儿踢花寸子鞋，步履摇摇，款款而行”的描写，寸子鞋是清朝时满族女性穿着的旗鞋，在鞋底中间有木制厚底，按木底型不同又有“花盆底”“马蹄底”之分，这种鞋适合没有缠足的正常脚穿着，其产生与东北气候环境特点关系密切，既能避免雪地和泥泞弄脏鞋面，又能避开草窝山地的蛇虫。

　　自清初开始，政府多次严令禁止缠足，光绪时还曾有《劝行放足歌》，言辞恳切，情理兼具“：照得女子缠脚，最为中华恶俗，幼女甫离提抱，即与紧紧缚束。身体因之羸弱，筋骨竟至断缩；血气既未充盈，疾病随之暗伏。轻者时呼痛苦，重者直成废笃；举动极为不便，行走尤形踯躅。懿旨屡经诚谕，士民尚不觉悟；人孰不爱儿女，微疾亦甚忧痛。惟当缠足之时，任其日夜嚎哭；对面置若罔闻，女亦甘受其酷！为之推原其固，不过扭于世俗；意为非此不美，且将为人怨怒。不知德言容工，女诫所最称述；娶妻惟求淑女，岂可视同玩物？父母于女何人，男子于妻何若？是皆愿其贤孝，岂忍摧伤肉骨，美恶况由天赋，何必若此折劚；现当振兴实业，男女事各有属。各省业已风行，纷纷会谈大足；省垣议时绅首，竟思返本还朴。联名禀请示禁，堪为女子造福；应准通行晓谕，从此亨衢同步。岂为感召天和，富强于焉拭目；务各互相解释，切勿再事拘囿。”然而缠足非但屡禁不止，随着满族汉化，满族女性渐渐也开始效仿汉女以缠足为美，缠足之风愈演愈烈遍及全国，也流传到了瑷珲一带。幸而这里的北方各族崇尚自然、民风淳朴，虽也有缠足现象存在，但并未形成风尚。俄国人马克在《黑龙江旅行记》中记录了他在瑷珲时对瑷珲女性的“小脚”和绣花鞋的印象“：满洲妇女的脚也非通常议论的那样丑陋，她们的脚的确很小，但绝不因此而难看，况且脚上还穿着用丝线绣得十分精巧的红花鞋。”

　　瑷珲女性将她们对美的追求巧思于绣花鞋之上，布料以棉布、彩绸为主，鞋型以传统的圆头居多，也有尖头，鞋色年轻女性用色鲜艳，年龄越长越庄重、朴素，绣花纹样繁多，以各式花草纹为主，寓意美好。

　　为抵御冬季严寒，瑷珲一带女性外出同男子一样穿着靰鞡鞋，《龙江戍略》记载：“土人著履曰乌拉(靰鞡)，制与靴同而底软，连帮而成，或牛皮，或鹿皮，缝纫极密，走荆棘泥淖中不损不失，且能耐冻耐久，市有专肆。”《瑷珲县志》记载“：履类有靰鞡，以革为之，履冰不滑，藉以靰鞡草不冻足。”靰鞡鞋用一整块皮压制而成，使得鞋底与鞋帮成为一个整体，缝合的位置在脚背的鞋面处，再以捏褶儿调节鞋料余量，鞋帮周围穿有长皮条，相当于鞋带。穿靰鞡鞋时，要先在鞋里絮上靰鞡草，才能起到保暖作用，张光藻曾作诗句“暖气蓬蓬到脚跟，靰鞡草似絮棉温”，过去说“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靰鞡草”，可见对其保暖效果认可度之高。

　　随着《瑷珲条约》签订后中俄两国互市贸易的发展，外来文化也逐渐在瑷珲社会的各方面有所体现，女性绣花鞋也不例外。瑷珲历史陈列馆馆藏的清末满族飞鹤花草纹绣鞋可以说是别具特色、颇具代表性的一双。中式水粉色缎鞋面、绣花，西式窄长鞋型、尖头、鞋口和鞋帮外缘饰镂空皮装饰边、有绑带与金属扣头、皮质平底带后跟、鞋帮内里和鞋垫也为皮质。一双绣花鞋，集中西风格特色于一身，取长补短，既柔美灵动，又更结实耐穿。瑷珲女性的“足下之美”，具有独特的地域文化特性，是探究瑷珲历史、民俗与文化的一个由小见大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