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故乡端午节被称为五月节，虽然没有春节过得隆重，但也绝对不含糊。

　　小时候，为了过节那天吃得宽绰又尽兴，母亲提前好多天就开始攒鸡蛋，到过节那天，我们早晨一爬起来，就能顺着香香的气味找到外屋锅台上装着的一大盆煮好的鸡蛋，我们只有这一天才可以敞开肚子使劲儿地吃煮鸡蛋。过节当天的新鸡蛋更珍贵，如果赶巧家里的母鸡给面子，下的蛋多，我们小孩子每人都可以捞着好几个。即便只有一个新鸡蛋，母亲也要做上记号，放进锅里煮好再单独拿出来，剥去鸡蛋皮平均分给我们兄弟姐妹，这是母亲听别人说吃五月节这天的鸡蛋孩子能长命百岁，母亲对之奉若神明，已经成了一个不变的习惯。

　　每年五月节这天清晨，父亲很早就要出门到后山去采艾蒿，故乡道路两旁的沟塘边上和山上到处都是艾蒿，随手就能采到，可是，据说只有五月节这天太阳出山前采的最灵验。父亲将采下的艾蒿拿回家，选些个儿高的挑起五颜六色的葫芦，分别插在屋檐下和门楣上，说是既能辟邪又能防止害虫进屋。父亲还会趁我们仍沉浸在睡梦中，将几小片揉成小球的艾蒿叶轻轻塞到我们的耳朵里，说是这样做，就能保证一年都没有小虫子钻耳朵。剩下的那些艾蒿，父亲就把它们成捆地挂到栅栏上，等晒干了留起来，准备随时为谁家的婴孩治疗受风的毛病，这可是当地很有名的趋风药草。

　　在父亲给我们耳朵塞艾叶时，母亲也会亲手将早就准备好的象征吉祥的五色线绳悄悄地系在我们的手脖和脚脖上。我们醒来时发现了，都兴高采烈地跑出去炫耀。如果赶上母亲兴致高或邻居家的婶子大娘开心，还会有香气袭人的美丽香袋挂在我们更容易炫耀的脖子上。

　　做完了上面这些环节，母亲叫醒我们，在漂浮着艾叶的水盆里洗了手和脸，围坐在炕桌边，母亲将藏着黄白分明的荷包蛋的疙瘩汤陆续端到每个人跟前，经过一片“吸溜”和“吧嗒”声，固定的节日早饭进行完毕。

　　这一天，如果不是有什么特殊情况发生，每家都不出去干活。吃过早饭，父亲会到杀猪的人家称回几斤肉来，母亲则手脚麻利地磨刀霍霍向猪肉，剁馅包饺子。我们大一点的孩子，常常是将各个口袋都塞上煮鸡蛋，成群结队，跑过流水淙淙的小桥，蹦蹦跳跳地从羊肠小道穿出绿地毯般的大片麦田，然后再朝长满参天大树、矮树、野草、野花的南山进发。南山是靠村子三面最近的山中最高的一座山，山的南坡北坡都有人踩踏出来的曲折蜿蜒小路。北坡很陡峭，而南坡则舒缓多了。全村无论大人孩子，只要是腿脚好的、有空的，在五月节这天，都喜欢从北坡攀缘而上，再自南坡而下。当热汗淋漓地爬到足有好几百平方米的平坦山顶时，伫立在岩石上，迎着和煦的风，沐浴着暖洋洋的阳光，举目望远，蓝天白云、广阔的田野、白绸带一样的江河、绿色的森林、村庄里的房屋，甚至牛羊猪狗鸡鸭鹅都能看得一清二楚。有喜欢玩的，竟在山顶找块平坦的地方，三五成帮连呼带喊地打起扑克，更有喜欢车马炮的全神贯注地下着象棋，还有的钻到树丛里采摘漂亮的各色野花野果。一般大男人们登山还因为在故乡，五月节象征春天真正来临的日子，登上全村的最高点，能预示风调雨顺的日子已被尽收眼里和抓握在手心。

　　快中午时，望远的、玩耍的，都纷纷如鸟儿一样飞回各自的家中，山上除了人到处留下的足迹，只有鸟儿和蝴蝶的身影仍在盘桓流连了。

　　中午各家吃完了饺子，大人和孩子们便又熙熙攘攘地去村西的嫩江边，有的洗衣服，有的钓鱼，有的洗澡，有的干脆坐在岸边的沙滩上看云起、看人动、看水流、听风声。

　　直到夕阳西下，倦鸟归林，回到家中消灭掉一些早晨和中午的象征有余粮的剩饭剩菜，孩子们继续在户外疯上一阵，大人们三三两两聚集在某一家的大门外，对节日来上一段段自由式的总结。

　　当天色全暗下来时，人们才喊着自己的孩子意犹未尽地回家睡觉，喧腾了一天的节日，到此终于安静下来，而大人和孩子却又在梦里憧憬着更美好的生活了。

　　这就是我故乡过端午节的风俗，这习俗经年未改，只是在四十年前，南北的物产彼此顺畅地流通起来之后，我的故乡才逐渐传进来早有耳闻的糯米和粽子叶，也才随之在前面那些习俗里加进来端午吃粽子这一项。

　　回忆着，写着，今年的端午节就近了。真想再回到故乡去重新感受一次小时候的端午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