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民间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年画与灯笼、对联等是不可或缺的年货。每每春节临近，城市的书店里，年货大街的地摊上，到处摆满了五彩缤纷的年画，那真是街市一景啊——

　　“花炮一帘辞旧，红灯两盏迎年。绵竹杨柳挂堂前，斗室春光无限。街市张灯结彩，门庭布福贴联。挑灯守岁醉不眠，今夜星空灿烂。”这首名不见经传的《西江月》，呈现的是平常百姓家过年的景象。虽然说不上工整、大气，读来却很亲切，且年味十足。鞭炮灯笼各式各样，福字对联一应俱全。词中的“绵竹、杨柳”应该是指四川绵竹和天津杨柳青年画，这里大概是泛指年画吧。

　　的确，在中国民间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年画与灯笼、对联等是不可或缺的年货。每每春节临近，城市的书店里，年货大街的地摊上，到处摆满了五彩缤纷的年画，那真是街市一景啊！而在农村，只听当街一声喊： “供销社今天开始卖年画了，快去买呀！”顷刻间，大叔大婶们，姑娘媳妇们，仨一群俩一伙，说说笑笑向供销社涌去。供销社的整个营业大厅里，工作人员用铁丝或细绳拉成一排排、一行行的挂线，将琳琅满目的年画悬挂其上，按其不同内容做上标号。农民们首先把悬挂在大厅里的整个年画认真仔细地浏览、欣赏一番，这是一场“艺术盛宴”，人们不会放过这个享受美好的绝佳机会。欣赏过后，便开始选购了。乡亲们指指点点，品评着，互相参谋着。个人的年龄、爱好、文化层次不同，所选的年画类型也不尽相同。老年人多半喜欢“钟馗捉鬼” “秦叔宝尉迟恭”之类，反映了老年人祈求平安、驱邪避凶的心理；而从姑娘媳妇、婆婆们所钟情的“娃娃鲤鱼”中，折射出她们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活泼可爱的孩子们则多半热衷于“老鼠嫁女” “娃娃让苹果”和表现解放军战斗场面的。记得我当时十二三岁，特别喜欢两张画：一张是解放军战士抱着一个小朋友把红领巾系在大炮上，一张是小学生把捡到的钱包交给警察叔叔……大家按照自己的意愿选定各自喜爱的年画，记住编号，然后到柜台上进行交易。售货员按照客人提供的号码，很熟练地把年画拣出来了。算盘噼啪一响，六七幅年画，一元左右。村民们付了款，卷起画，心满意足地回家了。

　　过了腊月廿三，家家户户就开始紧锣密鼓地忙年了。糊棚贴年画，是忙年的重要组成部分。条件好一点儿的人家，要花上四五元钱买印有花鸟图案的“窝纸”，一般人家就用旧报纸，花个块八角钱搞定。那些年，我却一直坚持用旧报纸。我嫌“窝纸”色彩单调，觉得白色报纸更能衬托年画的色彩，另外闲暇时无意一瞥，可随时看一段“旧闻”，也是很惬意的事。说到年画的布局，也还真有些讲究，整个设计很能体现主人的兴趣爱好、生活目标和文化品位。一般来说，正墙要挂领袖画像或山水画屏；当家人就寝的炕头上方，要安排钟馗或时代英雄的内容；北墙常常是贴联画的位置；至于“娃娃鲤鱼”，当然要贴到新婚的小两口房内……当鞭炮响过，饺子一端，各色菜肴摆上饭桌，一家人围坐一起，当家人满上酒盅，一饮而尽——年来了！欢声笑语不断，满屋流光溢彩，那浓浓的年味真可尽情地体味哟。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百姓审美水平的不断提高，年画的内容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旧的内容逐渐消失，表现社会文明、工农业建设等内容的年画渐渐走进人们的生活，人们在欣赏年画艺术的同时，思想也潜移默化地受到熏陶感染。然而在“文革”时期，年画就很单调了，除了领袖画像就是八个样板戏的剧照。出于对领袖真情的热爱，百姓们也还是在过年时悬挂几张的。至于样板戏题材的，也颇受少年少女们的青睐。杨子荣、郭建光、李铁梅、江水英等英雄形象的剧照成为他们心中帅男靓女的偶像。这与当今的“追星族”有异曲同工之处。我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当年在生产队的打麦场上，一个小伙子手拿垛叉，站在麦垛上一“亮相”，有位姑娘就指着他对闺蜜们说： “你看，他多像画里的杨子荣！”聪明的小伙子立刻心领神会，不失时机地发起进攻，姑娘也很快“束手就擒”，最后的结局当然是顺理成章地喜结鸾凤。

　　“文革”结束之后，年画不断推陈出新，为中国百姓的年味不断增添着馨香。这种形式一直持续到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和审美观点的不断变化，年画逐渐淡出了中国年的氛围，远离了人们的文化生活。可它当年给中国百姓带来的温馨、欢乐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人们却一直记忆犹新。真乃是：娃娃鲤鱼出水莲，一张一幅忆桑园。人生易老情难老，独坐雪乡说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