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我爸妈带着对白面大馒头的憧憬，从山东日照来到了东北嫩江县，寄居在姨妈家养着一头母猪的仓房里。仓房里分为两间，靠近门的一间给猪住，往左拐的一间我们住。

　　第二年春天，我家在村东头支起一个马架土坯房，给房苫草才一半就没钱买草了。如果那时能拿出3块钱，我们就可以把房子苫得严严实实。可是，爸妈拿不出，最后只好薄薄地铺上一层茅草。

　　没有苫好的房子我们也高高兴兴地住了进去。可到了雨季，房子漏雨厉害：外边大下，屋里小下；外边不下，屋里还下。那时一下雨，炕上地下到处都有接雨的破瓦盆。妈妈抱着弟弟躲在炕角盼天晴。

　　老实巴交的爸爸，硬着头皮找到村里的“大户”，在人家坐了好长时间才说出：“李叔，我想向您借.....借.....三元钱，把房子苫上。”李叔听后说：“有事就痛快说呗，乡里乡亲的有啥不好意思的！三块钱，我能给你凑上。可是借给你，怕你几年还不上啊。你要是一年内保证能还上，我就借给你！”结果李叔借给了，爸爸也未失信。

　　那时在村里干活，不给现钱靠挣“工分”养活家人。一年活儿干下来，用“工分”扣掉在生产队领的粮食和物品，多数还欠村里的，哪里还能见到一分钱的影儿呢？于是，在这门窗透风、雨水滴答四溅、湿冷土腥气息挥之不去的草房中，一家人相依为命熬了三年。现在想来，在那艰苦岁月，我们是怎么活过来的呢？一切恍惚，如在梦中。

　　突然有那么一天，全村都沸腾起来。爸爸兴高采烈地从队里牵回了一头骡子，还有一架犁杖和套包、鞭子等零碎东西。妈妈边收拾屋子边唱着歌，说以后自已种地了，交够公粮剩下就可以卖钱揣进自已兜了。

　　分产到户的第一年，庄稼长的那个壮实呀！收获时节，那小麦黄澄澄的大穗啊，热浪起伏的麦田上，漂荡着刚出锅大馒头的香气。遍野的黄豆荚又大又圆，金风起处，如潮的豆铃声一个劲儿地鼓，仿佛要把人们的心鼓亮……村民都说：老天也憋足了劲儿，盼着包产到户呀！

　　这一年，爸妈交了公粮，还净剩600元。他们从来没见到过这么多钱，把三年前就该苫草的房子用上好的苇秸好好的苫了一次。苫好的房子，在阳光下闪着金黄的光芒，散发着丝丝甜暖的气息，象新出炉的诱人的大面包。屋里也糊上了报纸，炕也铺了闪着光泽的新苇席，里里外外焕然一新。弟弟妹妹欣喜若狂，屋里屋外、又摸又看、又唱又跳，爸妈想着到北大荒来亏欠老人太多，想着以后不愁有好日子过了，就带上与新房照的全家福以及蘑菇、木耳、猴头等特产，回老家日照县看望了我的爷爷奶奶。

　　接下来几年，天随人愿，五谷丰登。我家又开了小卖店，人们手里有了钱，卖店的生意也红红火火。1989年，我家又盖上了四间亮亮堂堂的大瓦房。之后的十几年间，我上了中等专业学校，妹妹和弟弟也上了大学，直至成家、相继在嫩江县和哈尔滨买了楼。几次让爸妈来城里住，可他们说，住楼是舒服，不用抱柴烧火、冬暖夏凉的。可种着地，家里一大摊东西，不方便呀。

　　今年开春的一天,老爸突然来县里，不擅言辞的他脸上泛着红光，脸上闪着抑制不住的兴奋：“村里说了，上边推进城镇化、鼓励土地流转，咱们村整体搬到县里.....”我倒杯水，让他慢慢说。老爸却顾不得喝水继续说：“就在离你们不到100米的地方建科洛小区，楼价是市场的一半，农田整体交给山河农场代耕，现代化大机械养地还高产，村民年年坐等着收钱就行了。”一口气向我“汇报”完，老爸才握住水杯，“咚咚咚咚”地仰脖喝了，如饮甘泉。

　　看着他那激动、幸福而显年轻的样子，我眼前不禁浮现出从“生产队”到“分产到户”、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美好情景。此刻使我清晰地意识到，又一个为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崭新时代，如壮丽的画卷，正在脚下这片广袤肥沃的土地上徐徐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