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969年正是“文革”初期,也是毛主席像章制作和佩戴的高峰期。毛主席像章热的产生有三个因素,佩戴毛主席像章一是表达对毛主席的热爱崇拜;二是表明革命身份,当时黑五类及其子女是没资格领取和佩戴毛主席像章的;三是追求时尚,最时髦的是军装胸前佩戴上一套毛主席的像章和为人民服务的题词。那个年代的学生不是看他学习成绩是否优秀,而是看他佩戴的毛主席像章是否独一无二,谁的毛主席像章别致,那就成为班级的核心人物。
那时,上小学五年级的我总是想方设法寻找毛主席像章。1967年的一天,我到小伙伴李伟家去玩,看到他家满墙镜框里镶着大大小小的毛主席像章,大约有300枚,而且大部分像章是别人没有的,把我给惊呆了。我和小伟关系非常好,就问他都是从哪里淘来的,他就把收集像章的“秘方”告诉了我。原来李伟是给全国各地的部队政治处写信,向部队要毛主席像章,只要是写给部队的信,每次都能收到回信,每次也都能收到部队寄来的毛主席像章。
得到小伟的“秘传”后,我就四处找各部队的地址,每天泡在图书馆里看《解放军报》和其他报纸,给部队的政治处领导写信,每封信的内容都差不多。大致内容是:边疆的红卫兵非常热爱毛主席,想佩戴一枚毛主席像章,我们这里没有生产毛主席像章的工厂,希望部队领导能够帮寄过来一些像章,还在每个信封里装上五角至一元钱不等,信寄出后我就在家里翘首以待。那时,爸爸妈妈是双职工,家庭条件稍好,母亲对我邮寄像章的事情也非常支持,跟妈妈要钱她从无怨言。那个年代能吃饱肚子就很不容易,还从牙缝里挤出钱给我,为此,我永远感谢母亲。
我用这种方法收集到不少像章,在寄信的过程中还发生了令我感动的事。有一次,接到了一封来自辽宁开原的信,部队同时给我邮来6枚毛主席像章,回信的内容是:“没想到边疆的小朋友如此热爱毛主席,你的行为让我们很感动,当着全连战士的面读了你的来信,全连的战友向边疆红卫兵致敬,并把你的来信写到了黑板的宣传栏目上。”看到这封回信我非常激动,我嫌自己的字难看,就让母亲代写了一封回信。从此,我收藏毛主席像章的热情更高了。有一次,驻湖南某部队给我邮来两枚方形的像章,这款像章就连李伟也没有,他看到后用了3枚像章才同我交换成功,剩下的这枚我至今仍保留着。
岁月如梭,我已经64岁了,在“文革”初期的3年时间里,我珍藏的像章达300多枚,无一雷同,除了质地款式形状不同外,每枚的内涵也不同,有九大的、有安源起义、有秋收起义、有井冈山宝塔……如今,这些像章跟随我已经半个世纪,保存得很好。我儿时无意间留存的这些像章,也留住了我一段美好的回忆,如今每每看到这些像章,往事历历在目。今年9月9日是毛泽东逝世四十周年,我看到这些藏品更是万分激动,毛主席像章给我的晚年生活也增添了许多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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