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罕达汽整整25年了,最让我惦记的是一口棺材。2004年8月,当我再次来到罕达汽的时候,才知道棺材真正的主人——冯大爷已经睡在里面8年了。而31年前,这口棺材是给我预备的。
在北大荒,最怕染上“出血热”。那时曾听老乡说,日本占领东三省的时候,曾经用老鼠做化学实验。后来,有老鼠逃了出来,背上背着一条褐色的印子,爬到人身上,或者人吃了老鼠爬过的东西,就会得上这种严重的传染病,高烧不止,21天内死亡。插队的第四年,我就曾患上出血热,在阎王爷那里逛了9天。1969年5月,我下乡了。那时我17岁,身高1.5米,体重34公斤。因为我是“黑五类崽子”,姐姐总是怕别人欺负我,离开上海的时候送给我一句:“你个子小,如果有人欺负你,咬着牙也要还手,决不能让别人小瞧了。”
我下乡的地方在罕达汽公社,那个只有23户人家的生产队,位于大、小兴安岭之间的一个山顶上。我没有被当地老乡欺负,不到一年的时间,却被老乡选为“可教育好子女”,抽调到供销社做了一名售货员。
1973年,在北大荒的黑木耳、土豆的滋养下,我已经长成身高1.68米、体重65公斤的健壮女子,100公斤的麻袋轻松上肩。9月中旬,我和公社所有劳力一起,到大兴安岭抢救了一场山火。没想到,回到供销社十天后,我就突然感到浑身无力,体温达到40℃。
有个头疼脑热的算不了什么,我吃了点感冒药,睡了一天。可谁知,第二天早上开始,我吃什么吐什么,喝进去的水,马上变成褐色的液体涌出嗓子,体温升高到41.5℃。第三天开始,卧床不起,上半身下半身像是被硬扯开,分成两截。第七天,连拿水杯的力气也没了,除了两只眼睛,七窍中的五窍都向外冒血。
社员们看到我可怜,马上拿来担架,要抬我去卫生院。倔强的我坚决不上担架,只让人背。可是,背我的人还没走出200米,我的身体就像被五马分尸,疼痛难忍,只好坐到供销社门前。
恰巧,上海医疗队途经此地,一位主任医师见我浑身皮肤全是粉红色的“痱子”,紧张地说:“这些都是血点,她肯定得了出血热,赶紧送卫生院,隔离抢救。”
我被抬进了卫生院,血压是“0”,肝功能衰竭,肾功能衰竭……“90%有死亡的可能。你们还是通知她的家长赶紧来见最后一面吧。”伴随着医生的声音,我看到眼前所有的庄稼汉都流出了泪水。
“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把她救活!”是公社党委书记的声音,他激动地说:“这个女孩子是黑五类子女,按照规定,她就是死了,家长也不能来看。公社就是她的家,决不能看着好孩子就这样死了。”
“我不能死。”我站起身,下了地,硬是自己走上返回供销社宿舍的路上。一路上,老乡们眼里充满泪花。惊讶地看着我。一位老太太问:“姑娘,你会死吗?”另一位老太太说:“她不会死,肯定不会死!”
我换上妈妈给我买的最漂亮的粉红色毛衣,静静地躺在宿舍的床上,什么也不知道了……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是9天以后,我躺在100多公里外的黑河县医院抢救室里,旁边站着不停地轮换着为我输血的男青年。原来,就在我昏迷过去的时候,公社书记一边派吉普车把我送往县医院,一边让县医院派车来途中接。两辆车中途相遇,抢救工作在车上开始。
因为我的血管已经干瘪,医生在我的胳膊上扎了12根止血带才找到可以静脉注射的血管。
县医院全力抢救的同时,公社书记做了最坏的准备:“孩子的父母不能来送她,我们给孩子做口最好的棺材吧。”68岁的冯大爷没有儿子,两个孝顺的女儿给她准备了一块独幅红松,作为他的寿材。冯大爷听说我要死了,马上把木头拿了出来:“这些知识青年太可怜了,我有最好的寿材,送给她。”
当地的风俗,普通的棺材的“帮”3寸厚,“天”要5寸厚;棺材从家里到墓地不能落地。然而,罕达汽的老乡们,连夜给我做了一口5寸帮、7寸天的棺材,用大红漆漆好,说:“让这个好孩子早点升天吧。”16个抬棺材的小伙子一直守候在我的宿舍里。
抢救了8天后,医生用针在我脚上划了一下,惊喜地叫了起来:“她有反应了!”医生高兴又激动地说:“快,她醒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输血,还要大量的猪肝、大白菜。”很快,一卡车小伙子来到医院,等候我的苏醒。
那些天,我把一辈子的猪肝和大白菜都吃完了——医生说是用来补充血色素和清理腹腔内淤血的。
半个月后,我从阎王爷那里回到了人间,从黑河县医院回到了罕达汽——我熟悉的人民公社,我的家。那个小镇不过100来户居民,可是我回家的那天,整条街上挤满了人。依旧是眼睛里充满泪花:“从来都是救护车送走的人不再回来,今天是个奇迹。小陈子命大。”
还是那两位老太太,高兴地指着我说:“看看,我说孩子命大,死不了,这不活脱脱地又回来了。”
走进我熟悉的宿舍,一眼就看到天井里的大红棺材,我哭了。老乡们赶紧用苫布盖上棺材,接着,我的房间堆满了鸡蛋,那是老乡们准备过年吃的鸡蛋。
因为黑河的医疗条件有限,把我从死亡线上拽回来已经是奇迹,但无法治愈我的病。又过了半个月,公社书记把我送回上海治疗。听说,为了感谢上海医生,罕达汽的老乡们送给上海5吨野生黄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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