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7月，我是高中毕业最后一批响应号召上山下乡的黑河知青，通过老师介绍，来到爱辉公社人称“鱼米之乡”的黄旗营子生产大队下乡，与四十多名上海知青和“南京路上好八连”指导员张兴华在一起劳动生活。记得我临走前一个星期，母亲向单位请了两天假，在亲朋好友帮助下为我絮了一套崭新的被褥，母亲生怕我受冻用了七斤多棉花，我一摸既厚实又软和。没承想下乡不到四个月，一次知青宿舍失火，我那床被褥烧了几个大窟窿，是大队书记武文定和乡亲们关怀帮助下为我拆洗缝补被褥，那一件小事至今让我难以忘怀。

　　那是初冬时节，一场雪过后一个中午，我和知青们回食堂吃饭，当我们走进知青宿舍大院被眼前场景惊呆了！怎么了，是谁的被褥烧成这样？大家面面相觑，不知谁说了一声是新来小张的被褥！我不敢相信眼前的现实，雪白被面浇了许多水和踏踩的脚印，烧焦的棉花还在冒青烟，十七岁的我面对突如其来的事情不知所措，大脑一片空白。望着烧成几个大窟窿的被褥，这是母亲亲手一针一线做成的，怎会烧成这个样子？心里越想越气，泪水含在眼圈里，许多知青安慰我：先去吃饭等大队书记来处理。

　　不多时，大队书记武文定和会计来到知青宿舍查看火情，找到烀猪食的知青对他狠狠地批评一顿，烀猪食时你不看好猪食锅，炉膛里添那么多柈子，擅自离开岗位多险啊！要不是发现及时还不把房子烧啦！要吸取这个教训！大队书记武文定看一下我的被褥烧损情况，并安抚我说：“你的被褥大队负责，别着急上火！被褥有翻新价值，把烧焦的被里被面去掉，拼上新被面还能铺盖，大队向知青办申请几斤棉花和几尺布票。”随后他又叫来邻近的于大娘和几位妇女们安排帮助我把被褥重新拆洗缝补好。于大娘听说这事从家抱来一床被褥先让我暂时用着，在乡亲们照顾下我的心情平静许多，心想这件事不能让家里人知道。

　　第二天中午收工时，我向于大娘家大门口走去，看见院子里晾衣绳上搭晾洗得干干净净被里、褥套、褥面，上面一块块被烧的大窟窿清晰可见，我进院子里看见于大娘正细心清理棉花，迎上前来安慰我说：“别着急！等被褥单、棉花干透了有几个晚上就能做好了。”几个夜晚我透过于大娘家前窗向屋望去，于大娘与几位二三线妇女有说有笑正在絮棉花，有的飞针走线行被，有两位二三线妇女白天干了一天的活，晚上又帮助做被，那种淳朴、善良、认真场景感动着我。一个星期后，于大娘站在大门口叫我，我来到于大娘家前屋，老人家当着我的面把被褥展开，看看吧！被褥哪块是换上新布，哪一块是接拼上，接缝都是用缝纫机缝成的，跟新的一样，看行不行？我拿起被角一看，针码比我的母亲缝制得还密实，被褥絮的比以前厚实多了，我感动地向于大娘全家人深深鞠了一躬！于大娘说：“客气啥，你们亲人不在身边，遇到困难我们帮助你不是应该的嘛！”后来我父母知道此事，父亲特意来乡下看我，并向大队书记武文定、于大娘全家表示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