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醒来，眼前的景象着实让我吃了一惊。那唯一暴露在外、不足半个巴掌大的空间被一层雪白晶莹的霜网了个严实。随着眼睫毛的眨动，抖落下来的霜“砸”在鼻梁上，凉凉的，这才意识到这一夜我确实是独自在这冰窖似的屋里度过的。心想：“得抓紧时间，去公社办理边境过往手续。”可舒适的被窝，却让人实在不忍离开。闭起双眼，想起昨晚的情景：

　　昨天我是接到“父病危，速回”的电报，匆匆从林场连夜赶回知青宿舍的。屋里的兄弟们，除去上林场倒套子的外，其余两人回上海探亲去了。屋子里10来天没动火了，冰冷冰冷的。放下行李，点上灯，转圈一瞧，墙角上还挂着厚厚的霜，火墙上茶缸里的水冻得透透的，屋里别说柴火了，连半根草都没有。想起临上山的时候留在屋外的那堆柴火，赶紧出门去取，这才发现，屋外的山墙边，柴火已不翼而飞了。在村子里转悠了好半天，看见路边的沟底下躺着小孩子丢弃的爬犁，一把拽了过来，又顺手隔着栅栏拉了老乡院子里的一根柴火，像做贼似的，拖着柴火稀里哗啦地往宿舍跑。

　　剁完柴火、又将门外残留的枝叶拢了拢，抱回来，一起放在炕洞口。架上柴火，点上了火，只见火苗呼呼地往炕洞里窜。望着腾腾的火焰，顿时感到屋里有了徐徐生机。一阵饥肠辘辘，想起临上车离开大伙时带着的两个冻馒头，于是拿出个冻得硬邦邦的馒头，又把屋里划拉了一遍，窃喜找到了仅剩的一勺绵白糖。将糖倒入茶缸的冰面上，就着炕洞口的火，左手扶着茶杯，右手不停地来回翻动着馒头。渐渐地，诱人的麦香充满了屋子，茶缸里的冰坨也化成了水。可能是饥寒交迫的缘故，嚼着焦香的馒头，喝着不知哪位仁兄“恩赐”的水，觉得特别有味。虽说此时的屋里比起屋外零下30多度的严寒，似乎暖和了许多，但是屋里墙角上的霜，却丝毫不见有融化的痕迹。为了让炕内的热量保存的时间长一些，便插上了烟囱的挡板，又把关不严实的门拽了拽。搜集起宿舍里所有的被褥——其实连自己的算上，总共三套，全都给铺垫上。

　　一切准备就绪，又摸了摸戴在头上的棉帽子，系好扣子，脱去棉鞋、毡袜，站到炕头上。不一会儿，从脚底板传来阵阵的温乎，舒服极了。赶紧再把鞋袜拿上炕来，放在炕头上，祛祛寒气。尽管屋子里十分寒冷，但始终挡不住本能的睡意，于是口中开始反复念叨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口号。突然，用极快的速度脱去棉衣裤，就像杂技演员表演钻火圈一样，“嗖”地一下窜进被窝里。由于火炕的温度尚未传进被窝里，被窝里那个寒冷呦，就好比整个人一下子跌入冰水里。浑身发麻、哆嗦，哆嗦得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八个字也念得磕磕巴巴、不能成句了。真后悔!要是再等一会儿进被窝就好了。过了好大一会儿，我才慢慢缓过劲儿来。感到脖子周围有些寒冷，伸手把被子往嘴边拉了拉，又掖严实了左右两旁，整个人除去露出两眼睛和鼻子，其余的全部隐蔽完毕。

　　我猫在被窝里，侧耳听着窗外飒飒的寒风，江面上冻得厚厚的冰层，也被撕扯得发出吱咯吱咯的断裂声。望着黑洞洞、十分寒冷的屋子，睡在空落落、渐渐温暖起来的炕上，我惦念着明天焦香的馒头和甜甜的热茶，奢望着能有人向我道一声：“生日快乐!”

　　(苏进琪同志在上马厂公社上马厂大队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