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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仇富不仇袁隆平”已经成为一句流行词。对此我们不禁要问，“仇富不仇袁隆平”，那么仇什么样的“富”呢﹖“时”到如今，人们还“仇富”吗﹖实际上这些问号里蕴含着很深的民意取向。
首先是我国公众的财富观、对富豪的心态已经趋于成熟。改革开放30年来，人们对待富人的态度已经不同从前了，该说是比较理性化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社会财富的总量就会增大，而国家集中财力办大事的能力也会相应提升。在今年的汶川大地震中，我们大家都深切地感受到了“有一个强大的祖国”的底气和自豪，而那些先富起来的人们真诚地伸出富有之手，也为救灾和灾后重建注入了不可或缺的精神和物质“能量”。人们都晓得，对那些靠辛勤劳动和合法经营而致富的富人，不是仇恨就可以赶上或超过的，何况他们先富起来还可以带动大家一起富，所以人们干嘛非要“仇富”呢
第二是人们只是鄙视(非仇视那些炫富、“烧包”等“为富不仁”的富人。前几天报上就报道了一位“彩神”的事情：他最近几年抓小奖不算，光500万元大奖就抓了几次，可几年时光下来就将钱挥霍掉了，最近还因涉嫌诈骗被抓了起来，实在让人瞧不起。还有的富人在国家、民众“危难招灾”时，要么出来作作秀，要么装聋作哑，也让人不赞成。国外的富豪大都热衷慈善事业。美国当年的“钢铁大王”卡内基就说，“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比尔·盖茨更是在退休前捐掉了全部580亿美元的个人财产，这无疑是给我国的富人上了一课。
第三是有关方面在宣扬和对待富人上，要格外审慎。今年《法制与新闻》第2期就报道了一个“骗来的‘全国种粮大户’”的消息，我相信这样的例子在很多地方都存在，这些假富豪、假典型，不仅起不到引领富裕的作用，而且还会引来人们对富人的不必要的质疑。所以，对那些钻国家政策空子，靠巧取豪夺、偷税漏税、掺杂使假等掠夺手段完成原始积累或急剧膨胀的富人，一定要格外警惕。同时要让那些得到大家认可的富人，受到应有的敬重和信赖，政府和公众要为他们创造宽松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第四是完善社会分配制度，缩小贫富差距。一方面，通过税收个人所得税，高额遗产继承税等缩小贫富差距，特别是要利用文化和观念的推动，促使富人把回馈社会作为道德要求，慷慨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另一方面，对鳏寡孤独等贫困人群，要加大救济和保障力度，让他们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使经济增长首先“还富于民”。
我们深信，如此认识问题，并在实践过程中很好地体现认识的成果，就一定会有力地推进思想解放和社会和谐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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