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会议要求，黑龙江省自2002年春开始了为期10年的对口支援西藏日喀则地区的工作。医疗援藏是其中工作内容之一。2005年3月，黑龙江省卫生厅决定在黑河市组建一支援藏医疗队，到西藏日喀则地区仁布县进行医疗援藏工作。得到通知后，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普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积极报名，经严格审批我有幸成为援藏医疗队中的一员，并被任命为黑河市援藏医疗队队长。2005年5月，我和另外两名同志带着领导和同志们的重托奔赴雪域高原……

　　在拉萨下了飞机，乘车驶离拉萨市区不久，就让我们体会到了“行路难”。路异常险峻，好多路上面是峭壁，经常有石头滚下，下面就是深谷，稍有不慎就有坠入深渊、车毁人亡的危险。有些地方根本找不着路，司机只能凭经验和感觉行进，有的地方坡度很陡，记得有一处坡度近50度……

　　随着海拔不断升高，我们渐渐出现了头晕、胸闷、恶心等症状，我们服用抗高原反应的药，但症状没有丝毫缓解……从拉萨机场到仁布县城虽说只有200余公里的路程，但4500吉普车跑了近10个小时。到达仁布县城时高原反应症状更明显了，平地慢走如负重物，头痛难忍，频繁呕吐，就像喝醉酒一样，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好容易睡着了又会因头疼疼醒，醒后不知何时才能睡着。5月下旬当地还很阴冷，这里空气含氧量低，晚上睡觉时也不能把窗户关严，否则有窒息的可能。在当地医生的指导下系统用抗高原反应的药物，配合少活动、多饮水、注意保暖，高原反应明显缓解后，我们就积极开展工作。作为医疗队队长，工作中我时刻牢记临行前各级领导对我们的指示和嘱托，克服高原缺氧、语言不通等许多困难，踏踏实实地开展工作。

　　我首先配合院领导完善了相关规章制度和工作职责，使医院的面貌和工作人员的精神风貌有所改观。我主要工作在门诊，同时指导病房工作，坚持每周二、四上午查房，参加危重病人的会诊和抢救工作，遇有急危病人不管多晚我们都随叫随到，积极推广新的诊疗方法，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得到了患者的肯定。

　　鉴于当地医疗水平相对落后的实际情况，我向院长建议组织业务学习，每周二、四下午我们三位援藏医生给当地医生讲课，使当地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有所提高，受到了当地医务工作者的欢迎。

　　通过我们实实在在的工作，提高了医院的确诊率和治愈率，降低了转诊率，减轻了病人的痛苦和经济负担，也提高了医院的声誉和收入，受到了当地领导和群众的广泛赞誉。

　　仁布县医院病人总数不是很多，但传染病种类和人数相对较多，以肺结核、病毒性肝炎、麻疹和菌痢等为最多，这既有呼吸道传染病，又有消化道传染病，可医院几乎没有什么防范措施，甚至连洗手用的流水都没有，所以被感染的机会很大，特别是对我们这些初到高原抵抗力明显下降的人来说风险更大。我们和当地医生一道在治疗病人的同时积极开展卫生宣教，进行消毒隔离等防病措施，控制了传染病的大面积传播和流行。

　　高原特殊的地理位置，被称为“生命禁区”，初到高原的人很难适应，机体抵抗力明显下降，经常会出现上感、腹泻等症，这些小毛病在海拔近4000米的高原都可能会引发急性肺水肿，以致危及生命。有一段时间，当地流行腹泻，病人较多，每天的工作量很大，当时进藏时间不长，抵抗力较低，我很快出现了腹泻、发热症状，吃药不见好转。因患者大多来自偏远的牧区，出来一趟很不容易，所以我仍坚持在工作岗位，后来终于病倒，在当地医生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下，好转后我就立即投入到工作中去。

　　身在万里之外的雪域高原，举目无亲，所以我们遇到的困难除了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生活条件外，就是难耐的孤独与寂寞。工作之余唯一的娱乐就是看电视，当时也只能收看中央1套节目，因失眠，我们每天都到凌晨1时30分转播结束将节目看完才睡觉。

　　援藏结束时，我们身体消瘦了，头发稀疏了，但一想到通过自己的工作能为广大藏族同胞解除病痛，内心就会无比欣慰。援藏结束，在当地政府给黑龙江省卫生厅发来的材料中给了我们很高的评价。其中有一句话是“黑河市援藏医疗队是历届医疗队中最出色的一支”。

　　临行前，藏族同胞手捧洁白的哈达列队相送，此时我们体会到了自身的价值。

　　此次援藏，可以说实现了我们进藏前的承诺——不虚此行、不辱使命。

　　人应该有所奉献，援藏对自己身体有所影响，但我觉得是值得的，这段经历已成为了我人生中的宝贵财富，对于当初选择援藏，我不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