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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的茶馆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茶馆相比，无论环境、茶品、服务水平，还是人们到那儿去的想法，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时的茶馆，对于精神层面比较细腻丰富的人来说，是个交换信息、填补头脑空隙的好去处。
在我生活的北方小镇上，记忆中的茶馆是个面积不足二十米，屋子窗台与外面马路平行，夏季开着窗户伸手能摸到走路人鞋子的低矮土坯房。里面报纸糊棚，棚中间悬挂个粘满苍蝇屎的电灯泡，地上摆着四张一块板铺面、两尺宽、一米半长油渍渍的桌子。靠屋子西北角有一柜案，上面摆放四个医院用来存放标本的大玻璃罐装茶叶。北方人因为天气和习惯的原因，一般不喝绿茶，所以茶罐里只有四五种红茶和花茶。贵的一斤十来元钱，便宜的两三元钱。当时沏一壶茶两角钱，水管喝管添。如果你不嫌没滋味，一壶茶喝到走，也不会再收费。这种茶馆与南方那种敞着门脸，桌椅板凳有模有样，墙上挂着条幅字画，茶品丰富，文化气息浓郁的茶馆相比，显得很“业余”。我也去过北方其他镇子上的这类茶馆，面积大一点儿的屋里有人表演说书、唱大鼓、二人转一类的节目添风凑趣，但条件环境、文化情境大同小异。
当时的茶馆大都开在人来人往，饭馆、商店、影院等公共场所比较集中的闹市区。由于城镇闭塞、人口流动性小，茶馆也没什么醒目招牌，去的多半是本地老客。有教师、医生、职员、厂矿企业职工，也有离退休人员。但多数都是识文抓字，有点文化情调的人。因为人们来自各行各业，茶馆便成了各种信息沟通交汇的集散地。有趣的是这里交流的话题， 每天都从镇子上发生的大事小情开始。议论一番后，大家觉得没有继续讨论的必要了，便暂且告一段落，随后是同桌或者邻桌的小范围切磋。只有当某个“好事之徒”，抛出个什么“谬论”，惹得大伙儿群起而攻之，平静的气氛才会被打破。这时茶客们会为了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吵得一塌糊涂，那样子就差动手打架了。结果是弄不出个子午卯酉，不了了之。有人评论这种争吵说，“见过犟的，没见过比茶客犟的”
茶馆里似乎还有个从老祖宗那里传承下来的规矩，谁都不会主动谈及关涉政治方面的敏感话题。一旦有谁不小心说走了嘴，大伙都会用紧张而异样的眼神提醒他。老板娘也会走过去，假借续水打断他的思路，给他找个台阶下，免得他压不住兴奋劲，胡言乱语惹出什么祸端来。那样的话，当事人倒霉不说，茶馆也会因之关门大吉。记得有一次，一位茶馆的常客——风度翩翩，说话幽默风趣的牙医，指着屋地中间的房梁柱对老板娘说，“应该在这儿贴张纸，写上莫谈国事，免得这帮人口无遮拦，给你惹麻烦。”其实，这是那种心里有、嘴上无的话题，不但老板娘听了没敢搭茬儿，满屋的茶客也没谁敢吭气儿。当时敢拿这个说事的，屋里除了他，找不出第二个来。他也够得上“口无遮拦”的了
有关镇子的历史话题，茶馆算得上是本百科全书，无论谁有什么疑问，想了解哪方面的情况，都有人给你个合理的解释或答案。哪条街道、哪个大院为什么叫现在这个名字﹖哪家人过去有什么产业，靠什么起的家﹖哪幢楼房是哪年盖的﹖但人们谈论最多的，还是镇子上那些辉煌历史——抗日名将马占山从齐齐哈尔撤退到这里，招兵买马、整编队伍打鬼子的故事；“海兰泡惨案”俄国兵把江东百姓用铁丝穿在一起，用枪逼着赶进黑龙江的惨剧；还有镇子上最有名的酒厂老板，赶在张学良过生日，送过去一座半人高的真金雕像等等。这些陈年往事听了不仅让人长见识，心里也平添了几分自豪和凝重。现在的人很难有这样的场合和机会，领略那份儿乐趣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人们关注事物的方向发生了巨大转变，这一类茶馆渐渐失去了生存空间，或者说存在的意义，都关门歇业了。由于我心里始终郁结着对它的复杂情感，走进当下那些时尚而幽雅的茶楼时，全然没有那种时尚而幽雅的心情；反倒是每每走到替代它而耸起的高楼大厦面前时，心里翻腾老茶馆里发生的如烟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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