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东北沦的敌伪时代，1941年，黑河惠永国民小学样(即现在黑河四小旧址)。所受的基础教育是日本军国主义奴化教育。在小学是由一个名叫清名直江的日本“主事”领导管理学校。

　　每天早晨上课之前，学生都集合在操场上，日本主事站在讲台上，开始领着学生举行“朝礼”，首先用日语背诵“国民训”，诵毕，全体师生转至面向东南遥拜皇宫(日本天皇)，再转到正南方遥拜常宫(伪满洲皇帝)。然后日本主事训话。

　　每周一，由日本主事恭读“皇帝诏书”，全体师生肃立并行45度“最敬礼”迂纪念日、日本主事身着军服佩带黄穗绶带，双手捧着一个用黄布包裹的“忠魂盒”，全体师生也要行“最敬礼”，平时这个“忠魂盒”供奉在老师办公室内。每年春秋两季定期去参拜日本建国神社，并拜谒“忠灵塔”，即日本“阵亡”将士纪念碑(均在黑河炎磨西邻)。组织学生进行多次的“勤劳奉仕”劳动，等为他们修飞机场和挖防空壕等。学生所学的课程内容，除数学、自然常识外，其他语言、历史等教材，讲的全是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什么“大日本帝国武运长久”、“天皇陛下至高无上”、“日满亲善”、“大东西共荣圈”、“武士道精神万岁”等等，教育学生真正成为日本的亡国奴。

　　但是，在学校中有绝大多数中国老师还是爱国的，有浓厚的民族感情，我们的班主任浓履中老师就是其中一位，他在上课时，经常给我们讲中国的屈辱史以及岳飞抗金、越王色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卧薪尝胆、刻苦图强”的故事，在日语课时，讲唐宋诗词等。后来他讲课时，日本主事学到课堂窗下偷听，这时同学中就有人大专告诫沈老师：“主事来了”，沈老师立即拿起日语课本在黑板上装模装样地抄写起来，躲过日本人的监视。

　　由于日本军国主义旅行的最反动最野蛮的独裁制度和思想体系，那时的东北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首先是人们“莫谈国事”。大从谈论“大事”是不让孩子们听的，怕惹事生非，只知道常有人因为什么“思想犯”被抓走了，有的再没有踪影，不知去向；有些被抓去当劳工，劳工在日本军人的刺刀和棍棒监视下，风餐露宿的承担苦役，他们多是搞日边军事工程建设，有的可能一生做工，有的因处于军事机密要塞，待工程结束后即全部处死。

　　其实是“经常犯”。那时人亦粮食管理对中国人来说特别严格，为了保证日本军人的需要，防止粮食流落到抗联部队，城镇的粮食按人定量配给，日本居民全量大米白面，朝鲜人配给限量大米，俄国人配给黑面凶或黑面粉，满洲人配给玉米面或橡子面，即使过年有的也吃不上大米白面。若一般中国人平时吃大米白面被发现，就会以“经济犯”罪名抓起来。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政治犯”。这些人员大多为抗联地下工作者或苏联情报人员以及反满抗日志士等。他们在敌伪时期经常秘密出没于黑河市区内有的为建立抗日据点或情报网点，有的以商人为掩护搜集敌伪军事、政治情报等。敌特机关一旦发现可疑情况，立即出动大批军警宪特人员迅速封锁全城，特别对旅行社、饭店、浴池、影剧院等公共场所进行全面搜查，夜间全城宵禁，日本兵手持长枪刺刀在街道上巡逻。有一位刘泰同志原是抗联战士、情报员在1950年我们在黑河专署工作并住在同一宿舍，他讲到自己在敌伪时期，经常来往于苏联布市与黑河之间作地下工作，有一次在一个冬季的午夜，从江北由黑河市西郊上岸，住在会江泉浴池被特务发现，他匆忙走出浴池后，有两个特务从后面拽住他的两只胳臂，他机灵地脱掉皮大衣甩掉敌特并开了枪而脱险。刘泰还讲：“日本人对中国人是‘宁错抓一百，不错放一人’，凡是抓到的“政治犯”或嫌疑人都要经审讯过堂，施用老虎凳、灌辣椒水、上大吊、针打手指等酷刑后，有的送到细菌部队进行惨无人道的活体实验，有的‘要犯’在特务机关的地下室用绞人机处死“。我的一位邻居，在黑河解放的第二天跑到被炸塌的特务机关地下室看到了绞人机的及死者的证明书(即身份证)四、五麻袋。可见日本侵略者滥杀索然无辜的中人民真是罪恶滔天。

　　1945年8月15日，伟大的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这一天中午，广播里播出：日本天皇宣布日本向是盟无条件担风险的新闻。当时全黑河的中国人心里都乐开了花，大家自发起来流行，手持各色彩纸糊的三角小旗，高呼打倒日本鬼子”、“中国人民胜利万岁”、“庆祝抗战胜利”等口号响彻天空。饱受日本边国主义奴化教育的一代青少年，终于被反侵略的正义战争的彻底胜利唤醒。

　　六十多年过去了，我们要牢记日本军国主义贫血中国的惨痛历史，绝不容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要用历史教育青少年，保卫和平，保卫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