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当晚小戴潜回下套子村，从知青宿舍中偷回有字的书和报纸。从此开始对自己的文字启蒙，认字、组词、造句，分主谓宾，划定(语)补(语)状(语)。接着写短信、短文，又写长信、长文，渐渐的他发现当年被老师赏识的文学才华正在恢复。为了学习，他把每天的三顿饭改为一顿的黄豆汤和黑面饼，那饼黑得掉在地上找不着。有一次他回到住地却找不到自己的小土屋了，原来它已在大雨中坍塌了，他从泥中挖出行李和他视如宝贝的书，又赶着他的羊群走了。后来队里又让他放猪，猪可不如羊好管，聪明的小戴来个发动群众，他把全村的30多个半大的小孩儿，分成几个小组，一组听他讲故事，另几组给他放猪。他的讲演才能得到锻炼和施展。

　　天无绝人之路。1976年随着文革的寿终正寝，小戴也迎来了自己的机遇——恢复农村教育，要在知青中招收教师。下套子村的80多个知青参加了考试，小戴考了个第一名，大概得益于他的“游牧自修大学”，于是只有小学学历(69届刚上初中就下乡)的戴剑馘同志当上了中学的语文教师，第二年又正式被转为不再挣工分的国家干部。全村的人都说这回“下套子”再也套不住小戴了，这小子总算熬出头了。小戴确实走出了下套子屯，到另一个村的中学上班了。走前他偷偷地去看过小凤，她疯得更厉害了，再也不能到村口去送他；他也无法对她表达：“谢谢你给我的爱，今生今世我不忘怀。谢谢你给我的温柔，伴我度过那个年代！”小戴是流着眼泪走出下套子的。一步一回头。

　　亲爱的读者不要伤感，我们的故事并没有完。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几年之后，小戴又到了下套子村教书。这些年最让他心里放不下心的就是小凤，他的耳边经常响起小凤的呼唤：“小戴呀，快来救我！”他终于再一次走进小凤的家门。小凤妈给小戴端上一碗糖水，这是他们家最高的礼节了。

　　小戴对她和老程说：“大叔大婶，我要娶小凤！”

　　“什么！”大婶惊叫，她手中的一碗糖水“啪”的一声就摔在了地上。

　　“孩子，你可要想好啊！这样太委屈你了！我们可不能再对不起你了！”老程说。

　　“大叔啊，我想好了！我都想了8年了，你就成全了我们吧！”小戴含着眼泪说。这时小凤的父母放声大哭，弟弟妹妹全哭了，全家人都哭成一团！只有小凤傻怔怔地站着，不知发生了什么。

　　第二天，1979年春天的一个日子，那一年小戴27岁，小凤26岁。小戴领着小凤的妹妹到公社替小凤办结婚登记手续。回到家，小戴拿着结婚证书，对小凤说，咱们俩结婚了，你看这就是证书！她好像忽然醒过来了，抱着小戴大哭起来，边哭边喊：“小戴和我结婚了！结婚了！”小戴买了两只大鹅做了些酒菜招待乡亲，可惜没有一个知青参加，全村的80多个知青都走了。小凤给大家点烟倒酒，跟正常人一样。村里人都说，这回小戴把小凤救了，天底下难找的大好人啊！

　　三天后，小凤又犯病了，可是有小戴的照顾，比过去轻多了。一年后，他们的儿子亮亮出生了，小凤整天把他抱在怀里，生怕被别人抢去，她再也不跑不闹了。小亮亮一直到6岁还吃她的奶。

　　几年后，小戴的命运又发生了转机，县教育局长到学校检查工作，可就是找不到小戴，也看不到他的教学笔记。原来他正躲在家里和上海电影厂的写过《乔老爷上轿》的编剧研究剧本。教育局长说：“干脆我给你找个能发挥作用的工作——白天跑四方，晚上补裤裆。”不久，小戴调到了县广播局当上了记者。这下子他如鱼得水，很快他成了县广播和电视最好的编导，还当上了主管业务的副总编。小凤和亮亮随他一起进了县城，住上了宽敞的好房子，病也好多了，小戴对自己的生活和事业已经很满足了。

　　1997年，小戴又作出他一生第二个最重大的决定，第一个是和小凤结婚，第二个是回上海，为年老体衰的老母亲尽孝！于是46岁的退休干部戴剑馘要带着小凤和读中学的儿子回上海。小凤的父母对他说：“小戴你该回去了，你们爷俩回去吧！把小凤留下，我们照顾她！你把一个疯媳妇带回大上海，人家要笑话死你！”小戴说：“我自己过日子，别人说什么我也不在乎！”

　　大上海欢迎28年归来的游子的最好礼物，是比想象还要多的困难。在天地广阔的北大荒生活惯了的一家人挤进了闸北棚户区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小凤又犯病了，她十几次地走失，每次都是两三天，好心人把她送回来，过几天她又走了！她说：“太憋屈！我受不了！”孩子不会说上海话，听不懂老师讲课，在逊克学的俄语，这里学英语，学习跟不上。最严重的是老戴(我们该叫他老戴了)每月1000多元的退休金养不活全家人。他弯下腰到桥下等着推上坡的车，他摆小摊做小买卖，都不行！他急中生智，写了十封自荐信，寄给全市各家电视台，推销一个有20年从业经验的老知青电视编导，他终于被慧眼识珠的闸北有线台聘用了。开始搞政治新闻，因为不认识市里领导，差点被炒鱿鱼，后来他自编自导搞了个“老百姓的故事”的专题节目，一举成名，现在已拍了360多期。闸北区委宣传部长被老戴感动了，他说我也没别的办法奖励你，给你爱人办个残疾人证吧！这样小凤每月有了400元的固定收入了。现在老戴名片上的头衔是“上视新闻综合频道《新闻坊》记者，闸北有线电视中心编导。”

　　最让老戴自豪的是他们的儿子，因为学业上的差距，亮亮没有考上大学，他到大众公司爬到底盘下学修汽车，第二年他考上了上海国际商务学院汽车系，现在大学已经毕业，还入了党，在上汽集团当白领，每月收入5000元。每月给他妈3500元。这回小凤不跑了，每天坐在家看着儿子的钱，准备给儿子娶媳妇。儿子一表人才，在学校里当过模特。对象也挺好，前几天还会了亲家，女友的爸爸是做生意的，母亲是解放日报的退休干部。他们看中了有本事的亮亮，更看中老戴一家人的善良可靠。那天小凤也出席了定亲酒席，她侃侃而谈，一点也没走板。五十多岁了，她还是很有风采。老戴说，在上海儿子要娶媳妇，连买房子再办嫁妆大概要100万！结果媳妇家都准备好了！现闸北棚户区动迁，我们家的房子也解决了。真是好人有好报！

　　老戴和小凤的故事是我偶然听到的。在上海出差，请几位老知青在“东北人家”吃饭，在座的有上海戏剧学院的副教授王其国夫妇，有哈尔滨话剧院著名女导演李贵平。我说正在写老知青的故事，贵平当即讲了他们的故事。她马上用手机找来了老戴。饱经风霜的老戴一派学者风度。他还像北大荒人一样大碗喝酒，在笑谈中断断续续讲了自己的故事。他说，当年在全村80多个姑娘中，其中还有30多个女知青，小凤是最漂亮的，是一种古典的美。他说我娶小凤，就为她的那句话：“小戴呀，快来救我！”他还说到自己的人生哲学：“心当随人，人勿随心。”我是半懂不懂。

　　酒桌上大家都说，应该让李春波再写一首《村里有个姑娘叫小凤》。我说，还是我先写一篇小文吧！ (完)